要在村庄征地拆迁中做“钉子户”和“上访户”，尤其是做谋利型“钉子户”和“上访户”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不在乎村庄的评价。与学界和媒体渲染的“维权抗争”形象相反，在村民的观念中“钉子户”和“上访户”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敌对分子”，在村庄中的评价还很负面，他们行为的村庄社会认可度较低。二是在权力、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独立管理者阶层和精英阶层，若不独立则要受这两个阶层的支配和约束，他们出面做工作就得给面子、卖人情，一旦如此就做不成“钉子户”和“上访户”。三是拥有征地拆迁的相关政策及熟知基层政治体制的运作逻辑。做“钉子户”和“上访户”不是纯粹的胡搅蛮缠，要懂得相关政策和知识，能够援引相关“话语”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同时也能够洞察管理者阶层在征地拆迁中违法违规行为，在上访过程中要懂得相关程序和掌握各级政府对上访的态度，主要是要抓住基层政府维稳心态和信访治理“一票否决制”，等等。这些知识和认识不是普通农民可以掌握的。在村庄的四个阶层中，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只有中上阶层，普通农户阶层一个条件都不满足，精英阶层则与管理者阶层关系较密切，不会为难管理者阶层。

　　中上阶层做“钉子户”和“上访户”，一般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维护权益，即为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与管理者阶层对抗的措施，二是谋取利益，即做“钉子户”和“上访户”是为了在征地拆迁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再分配份额的手段和策略。这两个理由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中上阶层做“钉子户”和“上访户”对于征地拆迁而言，会带来两个效应，其一是拖延了征地拆迁的时间，其二是抬高了征地拆迁的成本。这两点对地方政府和农村管理阶层来说是致命的，也是我国许多农村征地拆迁无果而终的原因。众所周知，城市化扩张及城市GDP增长、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或政治晋升的主要指标，而地方官员又是有任期限制和地方财政限制的，因此地方官员希望克服地方财政约束而在任内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征地拆迁以加快城市化发展显示政绩。这一地方官员既节约又快速的征地拆迁期望与中上阶层做“钉子户”和“上访户”既拖延征时间又抬高成本的现实碰撞，于是就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在征地拆迁“现场”，这种地方官员与农村中上阶层各自期望的冲突就表现为中上阶层与管理者阶层的冲突。

　　1、个体对抗式冲突。个体对抗式冲突指的是中上阶层中的个体农户通过做“钉子户”与管理阶层产生对抗而引发的冲突。做“钉子户”是个体式的，一般不会出现“钉子户”的联合现象，这既与中上阶层做“钉子户”是为了维护或获得个体利益（而非集体或群体利益）相关，也与征地拆迁中做“钉子户”工作的方式是先易后难、一家一户分化瓦解的方式相关――首先从较为容易做通的农户开始，接着是次难的，最后拔掉的是最硬的“钉子”。在每次征地拆迁过程中，最后剩下的最难缠、最难做工作的“钉子户”一般只有一两户，这一两户的征地拆迁往往要惊动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即市长、县长，由他们批准实施“强征强拆”，这个过程往往会出现暴力事件。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中上阶层与管理阶层的对抗与冲突集中在三个阶段：签订协议阶段、领取补偿阶段和交付土地阶段（拆迁中含房屋，下同）。在签订协议阶段，管理阶层主要通过中上阶层农户的亲朋好友上门做工作，有时管理阶层和上级征地拆迁单位人员也陪同，中上阶层主要通过各种理由拒绝或拖延签字，不同的农户会有不同的理由，这些理由既有合理合法的，也有不合理合法的，有的甚至是漫天要价，但都是管理阶层无法完全满足或一时半会儿无法满足的，从而使得管理阶层的工作难以做下去。这一阶段的冲突一般是言语冲突，也可能出现冷漠对峙的情况，主要是因为管理阶层不厌其烦、一天五次三番地上门做工作，令中上阶层农户厌烦而撕破脸皮，引发明显对峙。有时管理阶层会突破“和谐征拆”而请乡村混混介入，就可能造成双方的肢体冲突。在双方的讨价还价的博弈中，双方谈妥后会签订“秘密协议”，中上阶层从中获取标准补偿之外的巨大利益，如一套房子或数十万不等的额外补偿。在领取补偿阶段，中上阶层农户亦可能以某些理由拒绝领取补偿，不在补偿清单上签字画押，也可能造成双方的对峙。征拆双方会重复前一个阶段的博弈而最后达成协议，中上阶层又可从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在交付土地阶段，中上阶层还可能故伎重演，在现场向管理阶层提出新的要求，不满足就不让动工，这种现场对峙会引起村民的围观从而将双方的冲突彻底公开化，且很可能出现“钉子户”与管理阶层发生肢体接触和暴力冲突；同时也可能使双方的私下交易公之于众，这很大程度上会损害管理阶层的公正公平形象。征地拆迁中“强征强拆”事件也往往出现在第三阶段。由于管理阶层和上级征拆单位无法满足“硬钉子”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巨额补偿要求，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握的“空间”，因此由市县主管领导做出最后决策（同时也负最大责任），强征强拆往往不可避免。强征强拆过程也是中上阶层与管理者阶层及上级征拆单位冲突最剧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