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群体性上访。群体性上访又称群访、集访，是5人以上的上访类型，它是组织性最强的群体性事件。我国百分之六七十的群体访是由征地拆迁引发的。通过阶层分化的视角去看农村群体访，会发现群体访的主要人群是普通农户阶层。由于群体性上访既需要熟知基层政治体制运作逻辑，又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规范，因此就需要有信访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其充任者一般也是中上阶层或现任村干部的反对派。群体访的花费较高，包括生活、住宿、交通、误工等开销，还包括高昂的组织成本，因此群体访的诉求对象一般是县乡两级政府，再往高处走就只能派代表，进京群体访极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普通农户阶层群体访的直接针对对象是管理者阶层，但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问题，且上访的人数越多、层级越高，它的政治性就越强，给县乡主要领导施加的政治压力也就越大，那么在信访压力型体制和一票否决之下，群体访就会成为后者亟待处理的政治事件。一旦县乡主要领导介入征地拆迁事件，普通农户阶层提出的问题一般都会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我国的信访体制是农村普通农户阶层在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中的救济渠道。

　　四、化解农村征地拆迁中阶层冲突的策略

　　综合以上分析，在征地拆迁中农村阶层之间形成了两对较为重要的关系组合，一对是管理者阶层与精英阶层的利益联盟关系，他们通过掌握村庄再分配权力直接攫取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另一对是中上阶层、普通农户阶层与管理者阶层及其所代理的基层政府的冲突对抗关系。这两对关系相辅相成，如果村庄利益是在各阶层间公平分配，而非由管理者阶层和精英阶层独立分享，就不会引发中上阶层、普通农户阶层与管理者阶层的博弈和对抗。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冲突和对抗成为农村规模最大、频率最高、影响最大的社会矛盾，它主导着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极大地冲击了农村阶层关系的整合和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影响了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的合法性。

　　然而，根据科塞的理论，冲突并非一无是处，冲突是一个社会过程，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能够起到一种手段作用，可以激励社会革新，触发社会变革。其前提是在冲突发生时社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了利益被剥夺群体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愤怒和所遭受的苦难”，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才能处理好冲突，发挥冲突的积极功能。为此，为了缓解征地拆迁中的冲突，使其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进一步完善农村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应进一步扩大征地拆迁补偿范围，将征地拆迁后的残余地和相邻地，以及经营损失、租金损失及其他附带损失纳入补偿范围；应进一步提高征地补偿的标准，使其适应市场经济和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应进一步探索补偿方式，逐渐建立有效实现农民土地发展权的补偿方式，如留地安置；应进一步规范补偿的分配，提高对土地使用权（即农民）的补偿份额，限制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对补偿款的截留、挪用和拖欠，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将大部分利益留给了农民，从而使占农村多数的普通农户阶层不需要通过博弈而获得征地拆迁的收益。

　　2、规范和限制村庄利益再分配的博弈空间。要限制管理者阶层与精英阶层利用权势在农村征地拆迁及其他利益再分配过程中谋取暴利，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及其他利益再分配的标准与范围，缩小和规范博弈空间，打击非法牟利阶层，使农村征地拆迁及其他利益再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维护社会基本的和谐与正义。

　　3、建立农村阶层冲突的安全阀制度。科塞认为，社会安全阀制度是一种机制，它通过潜在的社会冲突来维持一个群体。安全阀可以使过量的蒸汽不断排出，而不破坏整个结构，冲突也能帮助一个动乱的群体“净化空气”，这样一个安全阀“可以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在农村征地拆迁阶层冲突中，应该建立各阶层间的沟通机制，破除管理者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压制、威胁和一言堂，畅通农民意愿的表达机制和情绪宣泄机制，消解阶层间的敌对情绪，化解误会和矛盾；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管理者阶层和基层政府应走群众路线，充分调动普通农户阶层的积极性，让各阶层都参与征地拆迁过程、分享征地拆迁利益及利益机会，让各阶层都享有平等的表达权、知情权和决定权；征地拆迁利益的再分配份额和利益机会应向普通农户阶层倾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建立有保障的生活、消除他们对征地拆迁及其后的焦虑，等等。只有这样，农村安全阀制度才能建立并发挥作用，将阶层冲突引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