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对抗式冲突的最大特点是，中上阶层提出的要求是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但满足要求的方式却具有同一性，即许以更大利益。征地拆迁不会对中上阶层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只能使他们的财富大幅增长，因此他们之所以做“钉子户”不是不愿意征地拆迁，而是为了维护征地拆迁中个体的权益和使自己在博弈中利益最大化。管理者阶层及其上级征拆单位则为了使征地拆迁更快、更顺利，不是在追求补偿的公平公正上做文章，而是“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得利益博弈有利于中上阶层，并在某种意义上认可和鼓励了“钉子户”的行为。另外，由于征地拆迁中村庄再分配利益是既定的（即利益包干），中上阶层做“钉子户”谋取了巨额的利益，那么也就缩减了管理者阶层的利益再分配份额，从而加剧了两个阶层的矛盾和对立。

　　2、个体上访式冲突。在征地拆迁中，中上阶层上访也是与管理者阶层冲突的重要形式。前文已提及，中上阶层既有征地拆迁相关政策法规的知识，也熟稔基层政治体制的运作逻辑，因此他们在征地拆迁中针对管理者阶层的上访总是轻车熟路，且志在必得。中上阶层针对管理者阶层的上访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管理者阶层在征地拆迁中违法违规操作和非法攫取利益问题，二是管理者阶层对中上阶层权利和利益的侵犯问题。前一个理由具有公共性，属于公共维权，后一个理由是维护自身权益，两个理由都具有维权性质。当然不排除中上阶层农户以维权为幌子谋利。

　　当前我国信访体制在调整利益分配、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随着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信访的作用越发突显，各级政府的信访压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新的信访条例出台后，信访“一票否决制”成了悬在各级政府头上的一支利剑，信访压力型体制逐渐形成，全防全控越级上访和进京上访成了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乃至是一线工作。在信访压力型体制下，信访案件和信访压力一级级往下压，到乡镇和村一级则无法再往下压了，只能自己解决问题，因此乡村基层组织承受了最大的信访压力。在征地拆迁中，中上阶层掌握了乡村干部害怕越级上访的心理，偏偏越级到省市、乃至中央上访“状告”村组干部，最后信访案件必然会批转至乡村两级，乡镇则会要求村一级配合说明情况或解决问题。村干部为了平息中上阶层的上访事件，缓解自己和县乡对越级上访的压力，通常情况下是用钱来解决问题。调查发现，凡是上访的中上阶层农户都得到了巨额利益，如一套房子或数万到数十万不等的额外补偿。这样，上访中所反映的问题一概没有解决，反而掩盖和强化了原来的问题。

　　个体上访式冲突的特点是以中上阶层的维权型上访始而以管理者阶层给予利益止，但利益交换非但没有终结两个阶层的冲突，反而加剧了两个阶层的不信任。用钱来摆平上访的方式激发了中上阶层的某些农户在征地拆迁后继续通过上访来谋取利益，其上访的谋利性凸显。在这个意义上，信访体制也是村庄利益再分配机制。

　　（二）普通农户阶层与管理者阶层的冲突

　　在征地拆迁前，普通农户阶层与管理者阶层的关系属于相互隔离的关系，双方较少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通过与双方关系都较好的精英阶层作为沟通的桥梁。这种关系模式始于取消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使管理者阶层不再向农民催粮派款和派工派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上争取资源、向下再分配资源。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不再放在与普通农户阶层打交道，而是跑资源。村组干部不再“求助”普通农户阶层，也就不再屑于与他们打交道，对他们的诉求可以不加理会。这样普通农户阶层与管理者阶层的关系就愈走愈疏远，但并未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普通农户阶层与管理者阶层之所以会出现冲突，不像中上阶层是为了维权和谋利，普通农户阶层属于村庄的下层农户，缺乏知识和见识，对政策规范和制度运转不熟悉，不了解自己的权益范围，村干部和做工作的精英阶层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答应，无法像中上阶层那样做“钉子户”和“上访户”。他们对管理者阶层的不满主要源于征地拆迁补偿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管理者阶层通过权力直接攫取巨额财富、精英阶层依附管理者阶层获得巨额财富以及中上阶层通过做“钉子户”、“上访户”获得巨额财富。普通农户比较发现，同样面积的土地、同样质地的房屋，但赔偿的数额却相差数倍、甚至上十倍；村里给管理者阶层、精英阶层和中上阶层买了养老保险，只有普通农户阶层的养老保险被久拖不办；另有，邻村征地拆迁补偿多少，而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等等，这些事实打破了他们的公平观念，使他们产生极大的被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并将此归咎于管理者阶层的“贪污腐败”，矛盾的矛头也就对准管理者阶层及其所代理的基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