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另一个伪装方式是技术，它通常是以中性的姿态出现。汤因比认为，一切力量，也包括进步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在伦理上都是中性的（汤因比、池田大作，1999）。但事实上，市场常常假技术之名出现，在市场拓展过程中，通过技术的介入迅速取代地方性传统技术的地位，导致附着在传统技术上的文化失去生存的根基，使得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乡村地区陷入传统已失、现代不可得的尴尬处境。

　　传统力量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彰显出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文化影响极大，但并没有完全摧毁乡土文化，乡村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惯性延续着，并不断地转换着形式。萨林斯（2002）说：“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他认为，全球化的同构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传统的本土力量总是顽强地存在，长期铸定和渗透在乡里、村社、家族、亲情关系与习俗中，呵护着自己的内部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并没有完全摧毁以往的乡土传统，把农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观念连根拔走。事实上，乡村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延续着，乡土文化在不断转换形式的过程中也在延续着传统。农村的凋敝以及乡村文化的蜕变都是危机的表象，虽然村民的生活经受着城市文化的冲击，但是，左右人际关系远近亲疏的伦理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习俗，依旧在支撑着乡村的社会秩序，在村民的宗教生活中，古老的多神信仰与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并行不悖（孙庆忠，2009）。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形成了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我认同的潮流，全球化、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两组看似矛盾的概念以各自的逻辑前进，并行不悖，并微妙地改变着彼此的边界。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的全面控制大大减弱，政权在乡村的退却使乡村自生文化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一些湮没很久的传统文化活动重新出现，这些传统文化的重观与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天时、农事、历史人文及地理交通息息相关，具有文化及经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

　　市场、政府和传统原生力量，这些看似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代表着各自的逻辑和立场，在乡村文化中汇集，相互缠绕和相互排斥，影响着乡村文化的走向。在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下，乡村文化的发展呈现复杂的走势，各种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乡村文化的态势，或隐蔽或明显地影响着乡村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不论是否还能保持着文化的原真性，乡村文化已经被裹挟进市场及以市场为中心的派生力量中去。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事象被激活、被消解或被重构，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李佳，2012）。在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中，乡村文化呈现出一个基本态势，那就是，乡村文化在其绵延生长的过程中，受到某些异质性力量的冲击而支离破碎，但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对异己力量有一个本能的反弹，促使其站到文化自觉的高起点上。因此，乡村文化的生长过程并不会因异己力量的介入而截然断裂，乡村文化可能会改变其经典的样式，但其文化之“核”会持续存在，这个“核”深植于经年累月的社会文化发展之中，带着深厚的根基，沉淀着特定的意志和审美，烙刻着无法言说的文化认同。文化不会轻易地改变，但有其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或机理，并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转换外在的表现形式。

　　四、乡村文化的再生产

　　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下，乡村文化迸发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或者说，全球化进程还未波及偏远的中国乡村地区，乡村地区的环境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态，所以，文化流变的进程相当缓慢。当经济社会的发展浪潮席卷到乡村地区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乡村文化的迅速改变。布迪厄（Bourdieu，1993））在其著作《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提到，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创造性，也就是文化生命有其自我超越、自我生产与自我创造的特征，显示出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在乡村原生稳态的环境被摧毁以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乡村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方式来发展，而是以“再生产”的模式来维持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