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乡村文化事象表现为“不在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的消亡。事实上，乡村文化的基因仍然存在，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下，尤其是在以资本为逻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乡村文化事象随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瓦解而趋于消亡，但一些乡村文化事象却复活了。但这些复活的文化事象并不是原有文化的持续，而是利用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因子，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生长点。这不是原生的文化，也不是对原有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各种力量（包括市场力量）博弈和交锋后的表达，其实质是文化的再生产。由于传统生活的改变，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文化，所有文化都是在原生文化的基础上得以再造，即“第二自然”，而“第二自然”的再造，多了更多的艺术表演的成分，可以称其为一种现代性的本土化，或具有美学概念的现代性本土化（方李莉，2005）。可以说，大部分与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文化事象的复活，都有一个潜在的市场支配力量，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文化浅表性的仪式开发风靡一时，古老的祭祀成为旅游项目，宗教演绎成为廉价的狂欢。仪式转变为展演，保留的只是仪式感，文化事象与产生文化事象的土壤被割裂，文化事象背后强大的意义世界被虚化，而文化事象的仪式感却被强化。这种文化事象复活的意义在于取悦文化旁观者而非文化持有者，因此，取悦他者以创造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的乡村文化产业不可避免地带有媚俗的特征。市场把乡村文化裹挟进其潮流中，但由于不能深入理解乡村文化的深层结构，不能从根本上提供乡村文化旁观者对乡村文化迷恋的强有力的解释模式，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问题重重。乡村文化持有者虽然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但由于文化表达中的“权力”及经济上的弱势，文化持有者依照文化旁观者的喜好而非自身的喜好来表达文化。因此，在乡村文化产业开发中，文化持有者揣度文化旁观者的心思，往往以媚俗的方式吸引文化旁观者，实质上造成乡村文化与自身的疏离。

　　对乡村文化的再生产不应以苛求的态度对待之，不论承认与否，现代化是当今的主流话语，任何以保存传统文化之名进行的抵制都是徒劳无益的。制度有一个自我演化与设计的机制，在乡村文化方面亦然。在经济发展的强势语境中，乡村文化的演化也在朝着有利于自身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方向趋近，不应以保存乡村文化之名阻止现代化的进程，剥夺乡村地区的生存发展权。事实上，经济上的弱势往往会加速相应文化的灭失，使文化持有者丧失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乡村文化的价值也是在现代性进程中得以彰显的，现代文化是乡土文化的“他者”，他者的存在，激发了文化自觉，凸显了自身文化的价值。萨义德（2000）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看，现代性以摧毁乡村文化的面目出现，但同时也假现代性之手，为乡村文化的表达提供了更为宽容的机会，这是乡村文化与现代性相互关系的矛盾之处，它们既彼此背离和冲突，又包含着成就对方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两者完成相互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