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意义的坍塌带来了乡村文化的困境，社会流动使村民逐渐失去了与土地根深蒂固的联系。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农民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经济来源。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村民收入多元化，土地不再是维持生计最主要的手段，其生产要素职能淡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生长于这种生活方式之上的文化被否定，乡村文化、风俗习惯发生剧烈的变化，村民的生活方式与土地的互动已经断裂，原有的一套与生产、生活节奏相配套的节庆仪式趋于式微。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年长者由于其知识的不合时宜，在乡村文化中被边缘化，年轻一代主导的价值观受城市文化影响很深，对于乡村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不会介入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设。乡村劳动力流动形成了民俗演绎和传承的断层，民俗是一个自我扩展的象征符号系统，仪式则是它实现衍生递进的实践依托，布迪厄（Bourdieu，1990）形象地称之为“仪式体操”，活动涉及仪式的全过程――组织、制作、导演、操练、表演、观看、评论等。由于这一主要行动群体的流失，许多民俗仪式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几乎不复存在（庄孔韶，2004）。

　　三、多方力量博弈下的乡村文化走向

　　乡村文化处于多方力量的博弈之下，对参与博弈的力量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乡村文化的走向和文化再生产的行为逻辑及动力机制。在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多方力量中，有三种力量不容忽视，即政府、市场和传统，这三种力量的消长不仅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发展态势，也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发展路径。

　　政府先以意识形态、后以经济发展为由，涉入乡村文化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消灭了乡村士绅阶层。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国家主要依靠地方士绅在非制度层面进行管理，乡村士绅阶层是乡村文化维持运转、乡村文化与上层文化沟通的链条。这个链条的断裂，表明乡村文化在整个主流文化体系中下沉，日益被边缘化，并且由于与主流文化传递链条的断裂，失去了某种合法性的基础。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在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以制度的方式固化了乡村与城市的差别，进而固化了乡村文化的劣势。工业化初期，政府实施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目的是通过农业积累提供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为配合控制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目的，国家利用其制度资源优势和暴力潜能，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强行楔入乡村原有的以家族和村落为主线的社会关系中。政府意志延伸至乡村最偏僻的角落，对传统社会的解构达到空前，乡村迅速同质化，经济社会活动内容趋同，乡村经济的传统多样性也迅速被消解，经济结构单一，运作机制高度计划化，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在乡村社会中发挥自治功能的民俗文化系统支离破碎。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取代了前一阶段的政治话语，成为全新的强势新话语，忽视了民俗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自然发展态势。地方政府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引导民俗文化自觉认同于国家“发展经济”这一中心，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成为民俗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张士闪，2009）。在文化破坏、信仰崩溃、规范失调、环境恶化、贫困持续的基础上，又突然被施以强势的市场经济的金钱价值观，由此形成的极为短视和功利的氛围和思潮，可能导致新的更为严重的对文化和环境的破坏。

　　市场是对乡村文化影响最为显著的力量，对文化差异的拉平效应十分明显，市场所到之处，能迅速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形成价值观的同化。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经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来，乡村文化努力融入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中，接受与自己无关的城市发展的逻辑和标准。目前，乡村文化资源已经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被纳入乡村经济分析框架中来，丰厚的乡村文化资源如何与现代产业嫁接，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乡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从资源到产业的转换过程中，乡村文化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剥离，抽象为一种符号，进入主流经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