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村意义的坍塌与乡村文化困境

　　乡村意义由“历史感”和“当地感”构成。“历史感”是指村民由于祖祖辈辈耕耘在村落里，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形成了对村落历史共同的情感取向。而“当地感”是对村落空间的占有和依赖的意识，地理空间成为社会关系空间的载体，表现为地域上的稳定性和封闭性（杨华，2009）。“历史感”和“当地感”以土地使用为“粘合剂”，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框架中构建了乡村的意义世界。时间和空间是社会文化现象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有其独立性或内在的逻辑，被视为每个文化先验存在的基本分类。由时间和空间建构的乡村意义成为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和解释村民行为逻辑的一套完整自洽的意义体系，乡村文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体系中生长和绵延，是乡村意义的显化形态。

　　空间是承载个人、家族和村落记忆的媒介，某一集体的记忆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中。乡村空间的概念，不仅是地域的有形概念，也不仅仅是乡村聚落的形态描述，还是社会文化的媒介，有着独立的观念结构和自身的独特逻辑。因此，具体有形的空间可能会改变，无形的空间也会改变、消失，或通过各个要素建构新的空间。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发展过程中，乡村空间承载着重要的意义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有极大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的表述，表明乡村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隐秘恒久的渊源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伦理观念的淡化和士绅阶层的消失，加上政府主导的历次社会运动，原有的乡村秩序受到破坏，但村落居住形态并没有大的改变，乡村空间表现出神渐散而形未变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与资源利用方式密切相关的乡村经济结构演变，一方面，政府以村建设、城乡统筹等方式引导村民集中居住，建立新型社区，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改变着自然演化形成的乡村聚落方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大量村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村落，只以“候鸟”的方式在年末回到乡村。乡村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在空间上改变了乡村的存在方式，同时改变的是乡村的文化生态，乡村空间和建立在乡村空间意义系统之上的乡村秩序几乎遭到颠覆。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口特征、治理模式都发生着改变，旧的秩序遭到了破坏，而新的范式却没有建立起来。乡村自身无法内生出一套契合现代性价值并能有效抵御其负面冲击的主体性价值，政府试图以村建设和乡村自治等方式主导乡村秩序重构，但忽视了乡村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乡村文化自觉。因此，这个重构的过程，实质上是乡村空间扁平化的过程，乡村日益丧失其文化意义，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种生计方式和地理位置的描述。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时间一直被视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分类之一（Durkheim，1995）。时间的社会文化建构不只是建立在以自然韵律为基础的自然时间上，也建立在以人的时间经验为基础的现象学时间上（黄应贵，2002）。在以土地利用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传承中，乡村的时间意义通过“集体记忆”表现出来。“集体记忆”即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2002）超越了生物学视角，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使关于记忆的研究从生物学框架转向文化框架。“集体记忆”通过各种仪式得以塑造和延续，在乡村社会中，这些仪式是祭祖、节庆、婚丧嫁娶等活动。随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以土地为中心的生计方式的改变，大量村民的离土，使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集体记忆”逐渐变得模糊，隔断或稀释了村落的共同感情。历史延续性在空间中能够不断趋近到原点，从这个意义上看，空间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时间。在分析乡村的意义世界时，时间与空间可以剥离成为单独的要素，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往往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框架中，乡村的意义世界既与山水风貌、乡村建筑等有形之物结合在一起，又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无形之物紧密相连，这个意义世界成为村民安身立命的根基，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世界出发，解释并理解村民的行为逻辑。因此，当“乡土中国”演变为“离土中国”时，乡村的空间和时间系统遭到了破坏，进而破坏了乡村意义，造成了乡村意义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