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区域转移和流动，社会结构从“乡土”向“离土”转变。表征为“离土中国”的乡土社会变局的现象后面，是更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社会变化。由于经济和文化有不同的变迁速率，乡土社会变局对文化的作用方才显现，并影响着乡村文化的走向，塑造着合宜的乡村文化再生产方式。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乡土社会变局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世代定居，乡土社会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费孝通，2007）。“乡土中国”经费孝通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乡土中国的核心在于“土”，即土地，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厚根基深藏于农耕经济，经济活动粘着在土地上，围绕着土地制度，衍生形成了相应的分配制度及其它一整套相关制度，以及更为抽象的文化形态。中国乡村文化的根源可追本溯源到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土地制度，时至今日，以土地变革来分析乡村社会的文化变动，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乡土社会在土地利用的调适过程中酝酿出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世代继替”、“差序格局”以及“礼俗秩序”便是乡村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节日的起源与农耕社会自然周期的生活节奏相呼应，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并形成了祭祖、迎神赛会、社戏等民俗庆典活动。

　　乡土中国的判断从经济根源上说明了土地资源利用和血缘家族的结合，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均衡。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这种稳定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当然，随着制度和技术的演进，乡村社会也发生着演变。但是，只要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未发生改变，乡村社会的演变就十分缓慢；反之，以土地为中心的变革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而改变乡村文化和社会意识。

　　传统的农业社会具有资本非常稀缺、土地相对有限等特点。清代前期以来，人口快速增长，但农业部门的外延性受到限制，劳动力跨界转移几乎不可能，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为零。由于资本投入不足而劳动力十分丰富，不断增长的人口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劳作，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力图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农业剩余也被增加的人口所吞噬，农业生产率很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降低到零，甚至成为负数。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自我剥削”理论就是建立在对这种现象的观察之上。他认为，农民倾向于过多地向土地投入劳动，以至于他的所得低于他所付出的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剥削自己的劳动（转引自姚洋，2004）。自我剥削的扭曲行为并非源于农民的非理性，而是由于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缺陷，在双重制度缺陷下，劳动力无法流动，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很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积蓄很久的需要通过某种制度变迁来实现释放，因此，农业社会内生出强烈的制度改革需求。中国政府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励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几年后，随着制度的边际效用递减，由家庭承包经营制引发的农村发展潜力能量释放减弱，农民开始寻求新的收入增长方式。与此同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放宽了人口流动的限制，农民纷纷离开家园，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劳动力由边际生产力低的乡村地区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城市地区转移，从而形成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数据显示，30年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8.71%，相比较来说，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转移速度要远远快于中国同期城镇化的速度（4.28%）。目前就总规模来说，拥有农业户籍然而在城镇非农就业的劳动者超过了2.3亿，而且每年仍然以上千万的规模递增（童玉芬，2010）。

　　人口大规模流动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社会结构从“乡土”向“离土”演变，乡土社会出现重大变局。表征为“离土中国”的乡土社会变局的现象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社会变化：乡村社会凋敝、村庄空心化、土地抛荒闲置的现象屡见不鲜。乡村社会的经济形式表现为充当城市的补充或附庸，为城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农产品。在这样的主流话语中，乡村经济的边缘化，决定了乡村文化的边缘化，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强力地遮蔽和隐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