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推进城镇化决不意味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楼房的扩建,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好一些民生问题,否则城镇化很难持续。农民变市民是最有挑战性的一项改革。
他强调,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要真正推进城镇化,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但农民变市民,算算账就知道,很难。”要解决农民变市民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如果没有更好的就业、更高的收入,农民就不会离开农村。因此,引导农民加入城镇化的大潮,转为市民首先需要解决他的就业,我们需要认真估算我们还能给农民提供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这几年我们平均每年解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100多万。从一个周期来讲,十六大以来这十年,我们大概解决了1亿到1.2亿的就业人口,我们城镇化速度多快,还打算吸引多少人,依靠什么领域,依靠什么机制来解决更多的农民就业,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考虑。”
他认为,为了增加就业,就要通过制度改革,积极鼓励中小型、微型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大量从事服务业的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甚至微型的民营企业才有可能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
其次是住房问题。有关部门曾经做过比较大规模的调查,从去年的情况看,进城的农民工,由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占51%,由农民工自己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城镇中租住农民住房的占47%,真正拥有自有住房的外来农民,在城镇中不到1%,进入城镇以后,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到3%,现在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总量大约在1.5亿~1.6亿之间。解决他们的住房,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第三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因为用工制度不健全,大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保险。据统计,去年进城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大约为16%,加入城镇医疗保险的比重为18%多一点。总体来看,农民工进入城镇,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大约只占20%。有关部门去年在武汉市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如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按照市政府的统一规定,把一个就业者必须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全部缴纳,企业要为雇佣的农民工每月交516元,农民工自己每月要缴166元。一个月两者合计缴600多元,一年下来要交8100多元。陈锡文说,“如果说缺口有80%,那么一年的缺口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不难算的。”
第四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去年,有关部门对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情况做了调查,大概跟着父母到城镇参加城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到1200万。但是,中国有将近1.5亿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其中1.3亿在农村。目前随迁子女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总数的比重不到1/10。推进城市化,绝不是楼房扩建那么简单。以泰国曼谷的经验来看,一是要让农民有选择性,可以变为市民,当然也可以说“不”。同时要有过渡政策。要成为市民,曼谷的做法是按年限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满足条件才能成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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