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9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石亚楠文/图

    2018年11月，刘丽收到了一份“礼物”。她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的建议》有了最新进展。刘丽在建议中指出当前“一站式”询问机制存在发展不均衡、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建议后，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办理，并向她作出答复。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其中就提出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

    刘丽是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丽行公益慈善会的发起人。去年她参加了“女童保护”公益组织举办的座谈会，这个建议是座谈会的倡议之一。在此基础上，刘丽进行调研、完善，提交了建议。带着推动儿童保护事业的责任感，刘丽说，“今年我又来了”。

    3月2日，2019年“女童保护”座谈会发布了《“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业界专家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进行研讨。座谈会上还启动了“最美的春夏”关爱青春期公益项目。

    面对性侵儿童案件多发、高发的现状，代表、委员和专家呼吁加快推动儿童防性侵教育制度化，促进完善儿童防性侵机制建设，推动保护儿童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出台和落实。

    儿童性侵现状形势严峻新形式不断出现

    根据《“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儿童超过750人（表述为多人受害但没写具体人数的，按3人计算）。

    “女童保护”公益组织负责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孙雪梅表示，报告中性侵儿童案例数据仅基于当年公开报道的案例，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儿童案例总量。由于诸多因素，性侵儿童案例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其中，利用网络性侵儿童等性侵新形式呈高发严峻态势，这类案件更具有隐蔽性，需要高度警惕和重视。

    “我听了‘女童保护’发布的报告，感受到未成年儿童被性侵的严峻现状，我也感受到了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特别是‘女童保护’在儿童防性侵和安全教育方面的努力。总体来说，教育部门、家长和社会的儿童防性侵安全知识和意识还相当缺乏，这样的现状亟待改善。”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薇介绍，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性侵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其中网络猥亵是新型犯罪。从犯罪认定来看，非身体接触型性侵也能构成猥亵犯罪。去年最高检发布关于网络性侵儿童的典型案例，也是为了指导和支持地方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猥亵儿童犯罪。“家长发现网络猥亵情况要及时报案，要注意收集证据。对于受害儿童，家长要多给予关心帮助，必要时对孩子进行心理治疗。”李薇说。

    “我准备在今年两会上提一个关于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相关条款的建议。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网络安全已经渗透到未成年人保护的各个角落，目前亟待出台网络猥亵儿童方面的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说，目前最高法、最高检有一些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但这些还不够，比如现在对于儿童保护的范围中，对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儿童的保护还存在缺失。

    “每一件儿童色情制品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孩子。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的制作过程，往往本身就是实际性侵害儿童的过程，这些色情制品的传播是对孩子的二次伤害。互联网使儿童色情制品的使用者、儿童性侵施害者产生了社群感与归属感。这些人通过网络交换他们的心得体会，更重要的是交换儿童色情制品资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表示，从这个层面说，关注儿童网络性侵问题，需要线上线下两个维度共同考虑。

    强化机制建设推进完善儿童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