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保护”统计发现，2018年曝光的317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204起案例明确表述了作案场所，其中，发生在学校（含培训机构、托管中心）的有72起，占比35.39%。

    “预防儿童性侵要有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处置的机制，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巡视员宋文珍表示，性教育、防性侵教育进学校，对于内容要把握好，到底教什么内容、教到什么程度，要做好评估。同时，防性侵教育要系统，要从小培养，要做好各个阶段的衔接。此外要树立公众的大教育观，提高公众的知识体系和行为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他经常到乡村去，也是在偶然情况下了解到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去年参加了“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对儿童性侵的状况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今年两会，他会联合其他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网络游戏立法的建议，因为网络游戏里面存在的暴力尤其是色情问题，和儿童的性侵和猥亵关系非常密切，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性侵害不仅是针对女童，还有男童，都要加强重视。”赵皖平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童小军表示，对儿童性侵问题采取行动，首先要了解这类案件的特点。公众关注少、受害者心智不成熟是儿童性侵案件的特点。而针对网络性侵，如果社会不采取行动，会比线下儿童的侵害面更广。在线下，实施性侵的往往是有机会接触到儿童的犯罪分子，而在网络上，犯罪分子“心有多大，犯罪半径就有多大”。对此，童小军认为，运营商需要有责任意识，国家要发挥监管作用，法律制度要到位，同时对网络运营商的社会责任，需要出台相关制度。

    “对于侵害未成年犯罪，检察机关做了很多方面的尝试，比如性侵数据库建设、数据查询制度建设，下一步，还会研究制定性侵的证据标准和程序规范。”李薇表示。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雪梅表示，下一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建议纳入强制报告制度，家庭、儿童救助机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等单位有强制报告的义务。

    调动全社会力量破解儿童防性侵难点

    “女童保护”发现，14—18岁这个年龄段儿童近年来被性侵的案例也呈高发趋势，也说明了儿童自我保护基本知识、防范意识和能力并未随年龄同步增长，开始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同样迫切需要加强防范教育。同时，不断出现的新形式也让儿童性侵治理难度加大。

    比如在利用网络性侵儿童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赵俊甫表示，人民法院近年来对性侵害儿童犯罪持续严厉打击，也审结了一批在网络空间实施的猥亵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鉴于猥亵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司法实践中，有几个问题应当引起关注：首先，这类案件客观痕迹物证少，相当一部分案件依赖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被害人的指证，对司法人员如何准确审查认定事实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儿童网络性侵案件发生后，对被害人伤害的评估，需要更新理念和技术支持。

    “对于儿童受到网络性侵而导致的精神抑郁、情绪低落等身体损伤之外的伤害，应给予更多关注，需要心理评估和治疗机构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以便于评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准确量刑，并对被害人进行有效救助保护。希望得到更多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司法、政府、社会协作，共同发力。”赵俊甫说，比如“女童保护”发布的报告，就充分体现了社会力量对儿童的关爱，而且唤起了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孙晓梅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组织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加入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并且要求未成年人父母要学习相关知识。“预防儿童性侵，也需要强化家庭责任，我们将大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我已经建议加入并加强了防性侵的内容。国务院妇儿工委将要对妇女发展纲要和儿童发展纲要实施修订，在其中会特别提到家庭，会把很多代表委员提出的关于家庭责任的问题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