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推进城镇化决不意味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楼房的扩建，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好一些民生问题，否则城镇化很难持续。农民变市民是最有挑战性的一项改革。

    他强调，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要真正推进城镇化，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但农民变市民，算算账就知道，很难。”要解决农民变市民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如果没有更好的就业、更高的收入，农民就不会离开农村。因此，引导农民加入城镇化的大潮，转为市民首先需要解决他的就业，我们需要认真估算我们还能给农民提供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这几年我们平均每年解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100多万。从一个周期来讲，十六大以来这十年，我们大概解决了1亿到1.2亿的就业人口，我们城镇化速度多快，还打算吸引多少人，依靠什么领域，依靠什么机制来解决更多的农民就业，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考虑。”

    他认为，为了增加就业，就要通过制度改革，积极鼓励中小型、微型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大量从事服务业的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甚至微型的民营企业才有可能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

    其次是住房问题。有关部门曾经做过比较大规模的调查，从去年的情况看，进城的农民工，由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占51%，由农民工自己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城镇中租住农民住房的占47%，真正拥有自有住房的外来农民，在城镇中不到1%，进入城镇以后，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到3%，现在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总量大约在1.5亿～1.6亿之间。解决他们的住房，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第三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因为用工制度不健全，大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保险。据统计，去年进城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大约为16%，加入城镇医疗保险的比重为18%多一点。总体来看，农民工进入城镇，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大约只占20%。有关部门去年在武汉市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如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按照市政府的统一规定，把一个就业者必须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全部缴纳，企业要为雇佣的农民工每月交516元，农民工自己每月要缴166元。一个月两者合计缴600多元，一年下来要交8100多元。陈锡文说，“如果说缺口有80%，那么一年的缺口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不难算的。”

    第四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去年，有关部门对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情况做了调查，大概跟着父母到城镇参加城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到1200万。但是，中国有将近1.5亿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其中1.3亿在农村。目前随迁子女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总数的比重不到1/10。推进城市化，绝不是楼房扩建那么简单。以泰国曼谷的经验来看，一是要让农民有选择性，可以变为市民，当然也可以说“不”。同时要有过渡政策。要成为市民，曼谷的做法是按年限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满足条件才能成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