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切实加强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正确和有效发挥政府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应有作用。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重点解决法律体系不健全和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其次，增强社会性规制执法的约束力和严肃性，特别要避免为短期调控目的而放宽规制要求，或将社会性规制政策作为短期调控政策加以使用的做法。无论在经济上行期，还是在经济下行期，都要严格执行与节能降耗减排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既不能因为经济的暂时困难而放宽这些法律的执行标准，也不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提高法律标准。再次，要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信用评级、调查审计、认证认可、公正仲裁等专业性中介服务，充分发挥其在增强社会性规制政策有效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要把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的管理纳入对各级干部的考核当中，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切实贯彻。
第三，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变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状况。首先，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改变那种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福利的观念，充分认识社会保障对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等的积极作用。其次，要以实现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提升统筹层次，努力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不连续的状况。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尤其要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再次，要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改进我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的收入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最后，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层次，增强相关法律的权威性，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提供有法可依。
第四，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剩余分配机制。要积极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的有效途径。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建立国有资产?国企股份、国有土地和资源等及其收益补充社保基金的长效机制。同时，将国有企业利润，按照合理的比率进行“分红”，上缴国家财政，彻底改变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无成本地使用国有资产的状况。调整国民收入和国有资本的分配结构。要根据行业的经济技术特征，把目前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行业——石油石化、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矿产资源开发等——进行分门别类，对于那些无须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尽快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各类所有制企业进入；对于那些确须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要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如特许权费、资源税、级差租金等——将其超额利润收归国有，使其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基本一致。
第五，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构筑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平台，增加政府在共性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强化政府整合科技资源和组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作用。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在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增效、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把应对气候变化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道德规范等手段，形成节能减排增效、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第六，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消费政策，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一要完善消费品价格政策体系。要在普遍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同时，对居民消费实行阶梯水价、阶梯电价、阶梯天然气价格，对超过定额的消费收取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基本价格的价格，以抑制大量耗费资源的行为。二要完善税收体系。要颁布符合我国国情的人均住房面积国家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开征有差别的房产税率。要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大幅提高筵席和奢侈品边际税率，变消费税主要从生产环节征收为流通环节征收。三要建立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制裁过度占用和消费重要资源尤其是过度占用和消费土地、水等不可贸易资源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