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成为国家核心利益所在

　　当美国感觉到自己的教育知识质量已经无法与其他先进国家竞争的时候，教育改革便成为国家核心利益所在。自从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美国人就对自己的教育落后产生了危机感。1983年里根政府发表《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报告书，警告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不仅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而且落后于美国自己以前的水平。从1966年到1980年，美国学生的平均 SAT成绩，语言下降了50分，数学下降了40分。17岁的学生，有40%不会文字推理，只有20%会写说理文，只有1/3能够解答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国家在危机中》的执笔人哈维（James J. Harvey）强调：“日益加剧的平庸正在侵蚀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威胁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他说：“如果这种平庸是由某个不友好的外国造成的话，那就等于在向美国宣战。”这表明教改已经成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

　　从1983年以后，各种民间教育团体也纷纷提出了教育改革报告书，如1984年的“派代亚计划”(The Paideia Proposal)、1986年荷姆斯小组(The Holmes Group)的“明日的教师”。1989年老布什总统与各州州长举行全国教育高峰会议，确立国家教育目标(National Education Goals)。1994年以后，克林顿政府也经由国会立法通过三项法案，即“目标2000年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改善美国学校法(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s Act)”及“学校迈向就业机会法(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 ”。2001年小布什总统经过努力，获得两党多数国会议员支持，通过“一个孩子不拉下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并于2002年1月8日完成签署这项法案。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7月宣布“冲向顶峰（Race to the Top）”的教改计划，便是这一系列教改努力的继续。

　　但是，这十多年来的“教改”，连支持者都承认，成果差强人意，收效甚微。批评者则更是称其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客主导的“冲向冒险”。政府推动教改，却未见多少实效，为什么这样的教改还是不断在继续呢？

　　这里面有两个与美国民主制度有关的原因。第一，每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都需要向选民承诺今后4年要做的事情，选民对教育的不满使得总统必然不能忽视教育。总统在竞选时所做的与其说是教育允诺，不如说是政治允诺。第二，美国人对教育现状不满由来已久，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在城市落后学校就学，他们要求教改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另一种是自己的子女可以在好的学区或私立学校就学，却仍然对存在许多城市落后学校感到不满，这是一种出于整体公共生活品质理念的关心。不管自己的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许多美国人把美国实际存在的两种学校及其差距看做是社会不公的现象，与他们心目中的好社会理念不相符合，因此要求改变。

　　美国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中小学，无论是布什的“一个孩子不拉下”，还是奥巴马的“冲向顶峰”的教改计划，都主要是为那些有孩子拉下的和还得冲向顶峰的大城市贫困人口子女就学的学校提出的。教改的不同具体政策，惠及面是不同的。例如，要求高水准的教师资格，惠及面较大。而缩小少数弱势族群与其他学生学业表现的差异，惠及面则较小。教改投入的巨大经费来自所有的纳税人，直接受惠的主要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部分。与优待少数族裔入学、就业的“平权法案”一样，这种资源分配倾斜体现的是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平价值。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在社会中起作用，政治人物不会感受到公众要求教改的压力，也很难让公众接受向弱者倾斜的资源分配。

　　在美国历史上，远在关注弱势族群福祉成为一种社会道义价值之前，民主曾是教育改革依据的核心价值，民主是推动和实现美国免费公立学校的主要理念动力，也是至今许多人用来衡量教改政策合理性和实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英才教育基于民主信仰

　　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曾经把免费的公立中学看成是“美国的发明”，是“美国最重要、最有特色，同时也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机构”。直到1890年，中学还只涉及很小一部分美国人。全国14-17岁青少年在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入学的不到7%。而在这些学生中，也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升入大学。 1897年，教育改革家、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 Eliot)很重视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民主的教育是世界上的新生事物，它所能达到的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到。”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学教育的定位和推行免费中学（称之为“小学后”教育）便成为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