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随着中国经济 发展的强大，也出现了一批愿意以“知行合一”的姿态探寻中国“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高等院校师生们。他们愿意呼应执政党一系列扶助“三农”的制度政策举 措，在社会现实的复杂张力和可能条件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中国建设试验中去。他们愿意以乡村总体性社会以及新乡土主义兴起为实践目标，在社会实践中全面理解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特征和变化规律，在改造自身的同时做一些学术试验和研究工作；愿意为一些社会重大问题，诸如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基的农业 如何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乡村治理如何才能实现，以及作为乡村地域社会的成员如何才能自尊和体面地活着等等，提供政策和理论层面的经验教训。总之，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和新的社会进步方向能够日趋明晰，有赖于多类型的农民合作试验，区域性城乡互助合作、一体化发展试验，多样化生态农业试 验、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试验……理论、政策、试验经验三个层面需要密切互动才行。其中，因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失业压力而扩大规模推行教育产业化所暂时蓄积的高校年轻人，一方面学校里的分科专业教育使得他们对乡土社会实践教育心向往之，另一方面由于毕业之后因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局限导致“毕 业即失业”现象，“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却无以自救，遂使更多学生寻求另类思考和探索另类出路”。于是乎，在一些有危机和先知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呼吁下，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受此影响，纷纷走出校园，参与下乡实践，了解社会，关注现实，塑造自我”。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结构性的群体力量，是当代乡村建设事业的统筹力量。一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而日益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数量已达至四亿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早已在生活质量和人生追求上有更高的理想，面对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有追寻出路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大都以同乡为单位形成城市同乡会，有回报家乡的意愿、情结和能力。这是大中城市里可能参与乡村建设的一支有效力量。二是作为外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NGO组织、知识分子和其他友人。一些国际NGO组织，他们对于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对其给发展中国家民众和本土生活文化体系的破坏后果也有较为正确和客观的认知，因而具有另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和举措。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一些后现代的绿色运动思潮与实践，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也有海内外一些先知先觉的思想界同仁们在任劳任怨地做着开拓和铺垫性工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广泛统筹的外援力量。

　　于是，水到渠成地，以发展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的自组织方 式，促进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农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自组织，形成突破小农困境的有效主体，发动市民加入区域内的公平贸易促进本地区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合作网络，便有了诸多结构性的扶持条件。

　　3.经验特点——乡土性和综合性

　　（1）乡土性

　　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小农村社文化共同体，形成了因地制宜、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这是区别于西方的东方传统文明的体现。中国传统乡村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 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所谓的当代新乡村建设，其产业建设，从本质上和持续的意义上而言，是多样性、循环性和共生性等丰富产业的内在关联得以修复和构建的过程；其社会秩序建设，是社会与人生之伦的修复和构建的过程，至于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莫不由经济产业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上生发而来。所以，当代新乡村 建设运动，在提高乡村建设参与者觉悟的同时，主要内容是乡土性，目标是复兴乡土社会支撑体系。因此，一切适宜的小型农耕可持续发展技术的践行，一切与乡村生产生活自洽的传统习俗、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发扬，一切与对乡土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度安排，均可以参与支持。这种乡土性的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叫做乡土文化自觉或者乡土文化本位的村建设。就是说，在农民经济条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现状下，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遭遇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的全球背景下，中国的农民在社团文化合作中倡导一种新型的“重生态、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为 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自主”地提供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和活着的价值文化系统。这将是在已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极度冲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续时，对人类的一种全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