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宏观叙事框架背景下，一个客观事实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当时的工商业资本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进入乡村，形成内生性的第二三产业剥夺小农的机制，造成了当时的农村衰败、小农破产和社会动荡问题。此中缘由，盖由于中国的近当代史发展之道，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不能完全地走上现代化的西方之路，这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国情基础与现代化、工业化的天命造成的。即使不能回头走传统乡土社会的老路了，但是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却也成为当时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之共识。 于是，在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与充满张力的社会情境下，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地兴起了。虽然因参与者个人的特点不同，从事的农村地域以及支持外援力量也有多样化的差异，但是，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们，却又能“殊途同归”地提出并实践着乡村建设，盖由于有一个共同 的乡村建设历史观。这个乡村建设历史观的叙事框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颇具有紧张感的民族记忆表述。以梁漱溟为代表，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对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从特殊国情与现代化造成的“成本／代价”出发，主张乡村本位和反工业化的主张；主张立足中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特点，走自己的路，即希望中国力求克服西方社会业已出现的弊端，基于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一个自己能享用的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新动向、新道理，这是具有生命力的一种眼光和思路。就当时来看，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生事物，此事既有，此理当存，此道已开，只是不具备可持续的条件和根 据罢了。

　　一切历史都通过现实指向未来。因为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千年未遇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巨变中，由社会张力日趋紧张所导致的民国年间之乡村建设运动；时至今日，类似“抓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这样的张力，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使命与传统农业社会 之基础和条件局限性的张力一直存在着；不但存在着，而且更为加剧。这样的张力衍生出对立统一的、相生相克的、相辅相成的两条道：一条主道，曰工业化、城市化；一条辅道，曰乡村建设运动。主道是正面的主要矛盾，是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以制度和主流的形态出现的；辅道是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中的次要矛盾和次要方面，是以运动和小流的形态出现的。近当代这一辅道相同，则精神相同，则方法雷同，因而可以借鉴和继承。

　　但是，当今新乡村建设运动之“新流”，对近当代史上的人物思想及其实践之“旧脉”，只能是抽象传承而不可具体传承。因为“势易时移，变化易矣”。相对于 过去，现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国家宏观环境、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一样了，所以，传承之意，从来都是接着说、接着做的意思，而不是照着做、因循守成 的意思。所以，要延续民国时期即出现的这个乡村建设运动之道，是接着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往下做的事。接着做自有接着做的理由、接着做的具体优势和具体事理。接着走，首先是因为其情形类若因而能接茬；其次，则是因为形势有变不得照抄照搬而必须开拓创新。

　　（二）新乡村建设运动之根本：复兴中国乡土文明，奠定民族复兴之基

　　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主流的源头在哪里？梁漱溟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对社会现代化思考的问题，他是有着历史的、世界的眼光的。他在从中西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三个比较中，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困境问题，乃至世界的出路和现代化的弊端问题，需要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因此他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他曾 用一句精炼的话强调中西文化的区别以及中国文化的优势特征——“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显然，中国文化关于追求人生境界的旨趣，践行仁义的 途径，直觉证悟的方法等，以及中国文化不同于佛学的向后求、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进攻性等基因特质，或许是从文化高度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现代化和资本化的弊端的一条重要途径。

　　既然乡村建设的道路和目标特别重要，那么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和重新认识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就特别重要。中国把追赶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作为手段，同时却也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显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是表象，是手段，是“用”；而民族复兴则是本质，是目标，是“体”。只要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也就是说不以成为第二个美国或者成为西化的国家为目标，则需要解决对几千年民族传统文化之源头进行体认和批判性继承的问题。这是理解 乡村建设运动之道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