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具体项目的操作来看，实践中的效果与当初的制度设计有一定距离，实践的残缺性和局限性均有所体现。

　　总之，在参与当代新乡村建设试验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有点长远和整体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群体，只能是在明理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的复杂矛盾张力中一点点地开拓着。那些既已发生的活动或事件，也只能算是试验发展过程中被呈现出来的结果；“事”的确发生了，发生于开封市（含区县）的长达10年的新乡村建设运 动，“为社会展示了鲜活的城乡互助案例、丰富的乡土实践经验以及多元化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诚如第一部分所言之事，然而，离“理”毕竟还远得很，因为 “浸淫于发展主义久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无法公正平和地反映，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界也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总结”。而一般基层 政府在受困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忙碌中，大都也只能以发展或者赢利与否来参与事件或活动的支持、引导或者评论。以发展主义的成败论和效果论来看第一部分所述的现象，并且忽视了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群体局限性、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团队所处的当代充满张力的社会情境，从而质疑乡村建设的目的与存在理由的也大有 人在，这“症候性地表现出当代脉络下人们对‘另类’实践的一般心理”。

　　显然，新乡村建设运 动之理，是在当前的社会各系统要素、人的社会系统与大自然环境系统、人的身与心等等领域，在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成长之理。太失衡了，就要向平衡的方面发展；太分化了，就要朝合作的方面发展。当下的社会结构运行有两套“理”的逻辑：一套是以资为本的单一的、分化的、排它 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强大，但是势力在消褪，或者消褪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另一套是以民为本的多样的、一体的、包容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弱小，但是势力在成长，或者成长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前者是旧的事物，后者是新的事物。在新事物将来未来之时的长时段内，必然只能以“运动”的方式呈现，类似于零星分 布的、不稳定的、易干涸的、或长或短的小溪流。待成千上万的小溪流似的运动因势力渐长渐成形势之时，那时才会出现大江大河之道。在运动中，事情或活动产生了，又消失了，或者变化了，发展了，这都很正常。

　　所以，开封长达10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事件，发生了；作为理，体现了，但囿于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的局限性，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呈运动的而非常规的形态。正因此，这些事件在被发展 主义的叙事和行动导向中所误解和歪曲到消失、变样，或者在内在精神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了庸俗的、多色的粉饰，都是常事，也因此，既有之运动则弥足珍贵。

　　三、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道：标本兼具之路

　　上述第一部分说了事，第二部分分别从反题、正题、合题的角度说了理。其实，诸多事理，均体现了也归宿于形而上者的根本之道。道存在于宽阔天地间、历史纵深处，存在于生命运动中，是万件事和千条理之根本。所谓道，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一般地，先正其根本和源流、再续其传承，从而表明是此一脉之道而非彼一 脉之道；而根本和源流的问题，则解决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历史与现实间更深层次的有机联系与内在呼应的问题，是传承者解决这一道路自信的根基问题。本部分将从源流与根本两个层次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之道。

　　（一）新乡村建设运动之脉流：在中国近当代史背景下以“新”溯“旧”

　　乡村建设运动是个具有历史感的概念。这种贯穿于百年中国近当代史的社会历史现象，不仅是现代化关照下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现代化弊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乡村价值自觉体认的产物。其当今“新流”与中国近当代史中的“旧脉”是相承的。

　　百年来的中国近当代史，主要是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宏观叙事史。在近代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机中，“富强”这个概念，从洋务运动时期即 进入到中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意识中。甲午战争后，即有了“救亡”的概念，因为列强要瓜分中国，在那种形势下，救亡第一的意识是被甲午战败呼唤到我们民族的意识当中的。在救亡意识中，严复将西方的进化论吸收进来，进步、发展这些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召唤到我们民族意识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现代化”、发展 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这些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概念经过百年的一脉相承，如今已经牢牢树立起来了。百年来各个阶段的执政者是尽力或者已经承担了这个 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