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地方工业化作为地方乡村建设运动的反题，在加速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地方乡村社会总体性衰败，并最终必会导致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全面危机。显然单纯的经济发展无济于事，只会加剧社会冲突、动荡甚至生态灾难。怎么办？吕新雨主张：“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建城乡的互哺、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新的可能 性”16。于是乎，当代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历经十余年的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具有成为必要、紧迫和重要的巨大势能。无疑地，开封市新乡村建设运动长达10年 的经验性实践包括其中，实是冀希望应对或者缓解作为乡村建设“反题”的地方工业化发展进程。

　　（二）正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条件和经验特点

　　1. 乡村内在基础

　　从本质上讲，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主体，是在现代化制度“成本转嫁机制”下直接承受“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民及基层干部群体。第一，是因为民众追求幸 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最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是小农对改善自己在货币化社会中不利的市场困境、生活困境、甚至满足文化需求、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盼望。基层干部和群众由于不能离土到城市里去，只能留守在乡村，他们很想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处境；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也期望家庭日常生活结构完整、功能完善，也盼望 着把世代定居的村庄建设好，在乡村实现个体自尊、自信而体面的人生价值。诚如费孝通所言：“力量在老百姓中间，要靠存在于民间的，普遍的，真实的实力。区 域发展的真正持久地，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17。第二，是因为尚存集体化时期的一些老年群体及其经验。毛泽东 时代以村社为基础单元的集体化实践，其一大结果是在农村仍存留大公无私、走群众路线的、有技能、有热情为社员服务的一些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凭着年轻时的经验，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为乡村建设发挥余热。第三，是因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及家族制度等仍具有一些基本的内在潜能。乡土 社会中仍多少残存有或者是自发复兴的传统文化体系，使得当代乡村留守人员多少有保存村庄历史的本能愿望和传统经验。比如家族家谱祖坟记忆、公田记忆、村社文化共同体记忆等等。所以，但凡有一点外力引发的希望，或者乡村资源整合的合作的希望，他们便愿意以身试之，以责担之。

　　2. 外在条件

　　首先是执政党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的自觉体认和一系列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战略举措和制度安排。执政党清楚：其经济基础不可能是细碎化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的小农户也不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村建设的主体。因“三农”问题严重而引发的经济发展困境和乡村治理困境，已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其解决得好坏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形势下，出现了政策环境利好的局面：从本世纪初，执政党就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重中之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了“村建 设”的国家战略，2006年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 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此后每年中央对“三农”领域都要进行高达几万亿元的投资，使得“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有其内在的政治正确性 和物质基础保障。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政治结构功能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经济主旋律是从既有的外向依附型经济结构过渡到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从现在的资本经济改变到将来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要变为“城乡一体化”、“以工带 农”的方式发展。这对从事乡村建设的复兴事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