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目前，乡村社会资本的现状更多是这样的：由于传统家族和宗族的弱化，建立在血缘、姻缘、地缘关系上的关系网络日益解构；由于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留守人群多为儿童、老人和妇女，致使原来关系紧密的社会网络，随着年轻农民的外出而变得松散断裂；由于市场经济意识的侵蚀，更主要是由于传统乡间礼俗的破坏，乡间人情淡薄，利益关系突出，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缺失消损。如此种种，造成乡村社会资本的境况非常不理想，不仅不利于乡村治理，而且对于关系到农村民生的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已形成阻碍。

　　现在，社会上关注度较高的“资本下乡”，就面临着土地流转制度、农民信任合作、集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外来经济资本，进入乡村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网络结构，没有较强的社会资本支持是很难做成一些事情的。

　　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决定着村民关系密切程度、村民的认同归属感，互惠合作的难易度，乡村经济的发展快慢和水平。所以，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将是一个非常现实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投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要稳固关系，使其成为可靠的资源。他还提供了一些具体操作办法：“如通过创造机会(集会、巡游、打猎、晚会、招待会等等)，提供场所(优美的街区、学生经过挑选的私立学校、俱乐部等)，或提供活动(如引人入胜的运动、客厅游戏、文化庆典等等)，这些机制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将尽可能同质的个人集结到了一起，以保证团体的存在和延续。”(参见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为中国的乡村来说，本来就有极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渊源，“礼俗社会”、“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就是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形象表述，尽管当前社会资本存量流失严重，却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比如，南方一些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民族地方文化的勃兴等等，都昭示了对于全球化下工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冲击的反拨。若能在此时刻，对乡村社会资本的生产施以措施，必将对乡村治理及乡村经济起到催化增效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可以通过“创造机会”、“提供场所”、“提供活动”，重建乡村特色文化，改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村民政治参与机制，规范诚信激励机制和乡村合作互惠制度等，增强乡村凝聚力和村民自豪感，最终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稳定和可持续生产。

　　当然，社会资本的扩展、互惠合作的规范、社会网络的构建，都需要一个缓慢地发展过程，毕竟“关系”是需要慢慢“相处”的。但不重视乡村互信互惠关系的构建，没有社会资本的支持，急功近利的经济资本的侵入，带来的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