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似乎到了言必称“资本”的时代，城市的沙龙中高谈资本的投融资，地区政府的论坛上当地官员大谈招商引资，就连一直是被人冷落忽视的农村，似也迎来了“资本下乡”的新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公民参与的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必要形式，这种网络会促进互惠规范的产生，这些规范又会强化社会信任”。

　　帕特南曾在对意大利各区公民生活考察后发现，其中北部地区弥漫着浓厚的信任与合作风气，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协调人们的行动、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将能够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一个农业共同体中……那里的农民互相帮助捆干草，互相大量出借或借用农具，这样，社会资本就使得每一个农民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如工具和设备)干完了自己的农活。”(参见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与此帕特南的调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学者贺雪峰在湖北荆门农村考察的结果。贺雪峰在调研中发现，一头牛本来可以供三户农户耕种，但因为缺乏合作而往往每户养一头牛。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合作的所谓大农具诸如现在的机械化工具上，单家独户购买的使用效率太低，价格太高，合作购买又总是闹出矛盾。因此，当前荆门农村每户都是一样的简单农具，大农具要么全无，要么都有，很少几家合作购买的，甚至亲兄弟也不能合作购买使用。荆门农村不仅现代的合作能力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传统的合作方式也已经解体。农民以户为单位，大大地原子化了。(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二

　　意大利中北部地区与湖北荆门农村的事例，充分说明了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亲缘、姻缘、地缘关系以及朋友的信任，这些社会网络关系，容易促成合作，并且以互惠的形式的实现较大的合作利润，从而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合作利润又可以使他们强化了网络关系，进一步建立更多的、更大的合作空间，如此构成一个良性的社会交往和集体行动的循环。

　　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惠，还进一步形成社会规范，约束着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某个人违反规范，就会受到严厉惩罚，付出高昂的代价，其社会资本就相应减少；相反，如果遵守规范，他的社会资本就会不断增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缘”，或“没人缘”。

　　所以，在一个宗族关系健全、礼俗氛围浓厚的乡村，乡村公共意识较强，村民往往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口碑以及影响力，愿意与其他村民一同建立互信互惠的社会网络，不会为了些许经济利益而失掉了自己的社会资本。

　　今年的1月14日，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建设村农旺合作社的1300万元现金“分红”，令这个村庄名噪一时。建设村的发展得益于由具有资本实力的本村带头人设立的农旺合作社主导全村经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建设村的带头人就带领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包工务工，人数最多时达到400多人。

　　这种“能人治村”的模式，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村中领头能人与其他村民之间、以及所有村民之间能否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建设村的带头人在村里做了18年村支书，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和良好的口碑。正是这种“信得过”的社会资本，造就了今日的成绩。

　　农村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相对于外来资本和力量，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有资本、有能力的本地人本身就存在于当地社会体系中。在乡村社会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社会资本便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社会资本的介入下，将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降低了合作交易成本，提升了乡村经济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