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似乎到了言必称“资本”的时代，城市的沙龙中高谈资本的投融资，地区政府的论坛上当地官员大谈招商引资，就连一直是被人冷落忽视的农村，似也迎来了“资本下乡”的新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公民参与的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必要形式，这种网络会促进互惠规范的产生，这些规范又会强化社会信任”。

　　帕特南曾在对意大利各区公民生活考察后发现，其中北部地区弥漫着浓厚的信任与合作风气，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协调人们的行动、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将能够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一个农业共同体中……那里的农民互相帮助捆干草，互相大量出借或借用农具，这样，社会资本就使得每一个农民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如工具和设备)干完了自己的农活。”(参见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与此帕特南的调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学者贺雪峰在湖北荆门农村考察的结果。贺雪峰在调研中发现，一头牛本来可以供三户农户耕种，但因为缺乏合作而往往每户养一头牛。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合作的所谓大农具诸如现在的机械化工具上，单家独户购买的使用效率太低，价格太高，合作购买又总是闹出矛盾。因此，当前荆门农村每户都是一样的简单农具，大农具要么全无，要么都有，很少几家合作购买的，甚至亲兄弟也不能合作购买使用。荆门农村不仅现代的合作能力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传统的合作方式也已经解体。农民以户为单位，大大地原子化了。(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二

　　意大利中北部地区与湖北荆门农村的事例，充分说明了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亲缘、姻缘、地缘关系以及朋友的信任，这些社会网络关系，容易促成合作，并且以互惠的形式的实现较大的合作利润，从而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合作利润又可以使他们强化了网络关系，进一步建立更多的、更大的合作空间，如此构成一个良性的社会交往和集体行动的循环。

　　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惠，还进一步形成社会规范，约束着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某个人违反规范，就会受到严厉惩罚，付出高昂的代价，其社会资本就相应减少；相反，如果遵守规范，他的社会资本就会不断增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缘”，或“没人缘”。

　　所以，在一个宗族关系健全、礼俗氛围浓厚的乡村，乡村公共意识较强，村民往往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口碑以及影响力，愿意与其他村民一同建立互信互惠的社会网络，不会为了些许经济利益而失掉了自己的社会资本。

　　今年的1月14日，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建设村农旺合作社的1300万元现金“分红”，令这个村庄名噪一时。建设村的发展得益于由具有资本实力的本村带头人设立的农旺合作社主导全村经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建设村的带头人就带领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包工务工，人数最多时达到400多人。

　　这种“能人治村”的模式，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村中领头能人与其他村民之间、以及所有村民之间能否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建设村的带头人在村里做了18年村支书，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和良好的口碑。正是这种“信得过”的社会资本，造就了今日的成绩。

　　农村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相对于外来资本和力量，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有资本、有能力的本地人本身就存在于当地社会体系中。在乡村社会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社会资本便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社会资本的介入下，将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降低了合作交易成本，提升了乡村经济的效益。

　　三

　　目前，乡村社会资本的现状更多是这样的：由于传统家族和宗族的弱化，建立在血缘、姻缘、地缘关系上的关系网络日益解构；由于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留守人群多为儿童、老人和妇女，致使原来关系紧密的社会网络，随着年轻农民的外出而变得松散断裂；由于市场经济意识的侵蚀，更主要是由于传统乡间礼俗的破坏，乡间人情淡薄，利益关系突出，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缺失消损。如此种种，造成乡村社会资本的境况非常不理想，不仅不利于乡村治理，而且对于关系到农村民生的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已形成阻碍。

　　现在，社会上关注度较高的“资本下乡”，就面临着土地流转制度、农民信任合作、集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外来经济资本，进入乡村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网络结构，没有较强的社会资本支持是很难做成一些事情的。

　　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决定着村民关系密切程度、村民的认同归属感，互惠合作的难易度，乡村经济的发展快慢和水平。所以，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将是一个非常现实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投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要稳固关系，使其成为可靠的资源。他还提供了一些具体操作办法：“如通过创造机会(集会、巡游、打猎、晚会、招待会等等)，提供场所(优美的街区、学生经过挑选的私立学校、俱乐部等)，或提供活动(如引人入胜的运动、客厅游戏、文化庆典等等)，这些机制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将尽可能同质的个人集结到了一起，以保证团体的存在和延续。”(参见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为中国的乡村来说，本来就有极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渊源，“礼俗社会”、“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就是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形象表述，尽管当前社会资本存量流失严重，却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比如，南方一些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民族地方文化的勃兴等等，都昭示了对于全球化下工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冲击的反拨。若能在此时刻，对乡村社会资本的生产施以措施，必将对乡村治理及乡村经济起到催化增效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可以通过“创造机会”、“提供场所”、“提供活动”，重建乡村特色文化，改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村民政治参与机制，规范诚信激励机制和乡村合作互惠制度等，增强乡村凝聚力和村民自豪感，最终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稳定和可持续生产。

　　当然，社会资本的扩展、互惠合作的规范、社会网络的构建，都需要一个缓慢地发展过程，毕竟“关系”是需要慢慢“相处”的。但不重视乡村互信互惠关系的构建，没有社会资本的支持，急功近利的经济资本的侵入，带来的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