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就是为了一张嘴，但还吃不饱。劳动力不多、孩子却不少的家庭，每年都要‘超支’。”邓秀新补充解释道，“这个‘超支’，指的是粮食按人口分配，领回来的粮食与挣得的工分一结算，发现倒欠生产队的钱。全村一半以上家庭都是这种情况。”

　　“超支”后怎么还？年终杀猪卖肉后还掉欠款。

　　稍大一点的孩童，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放牛。牛是“公家”的，是村集体的重要资产和劳动工具，分配到每家每户养，不算工分，义务劳动。

　　放牛回来吃第一顿饭。之后背上书包和午饭去上学，中午不回家。从10点上到下午5点多，课间吃凉的午饭。一周6天课，周日放假也不能闲着，到山里砍柴回家做燃料。

　　“全村都烧柴，树砍光了，就挖树根，最后逼到没啥可挖的时候，非得买煤了。旁边的小煤窑，1块4毛钱1担（100斤），后来，家家烧煤。”邓秀新用手比划着。

　　1973年，邓秀新顺利进入白沙圩人民公社五七中学念初中。

　　从家到学校要走7里山路。学生自己带米，学校用蒸笼统一蒸熟，一格一格码好。自带咸菜。等到星期六下午回家，又备好下周的米和咸菜。初中、高中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对咸菜特别有感情，一直到现在，早晨一定都会吃的。”邓秀新说，即便这样俭省，很多家庭依然支持不了小孩上高中，只能拿红薯做补充，“6天准备14个红薯，计划着吃，有时候1个红薯切两半。兄弟姐妹保证我每天有7两米吃，她们在家里煮饭，一锅煮下来大部分都是红薯，只有很少一点米。”

　　在学校每一个学期可以吃一顿猪肉。“食品站”把猪肉交给学校伙房做好，每个班级拿洗脸盆去接回来，之后分到班级小组，最后分给每一个同学。“一听说今天有肉吃，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中学时代的伙食供应和营养状况，让红薯具有了很高的“战略地位”，“只要有一层土，人们都会种上红薯”。放假回来，邓秀新也经常拿上红薯秧子下地。

　　不沾荤腥的日子久了，受不了。于是，他和堂叔夜晚背上火铳打鸟、打野鸡，半夜三更去抓泥鳅。

　　“无处可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口基本不流动，孩子们密密麻麻地就读于“大队部”或者公社的学校里。每次上学，邓秀新与十几个孩童一溜结伴而行，课后呼噜噜又一起回村。啥都不怕，就怕中途下雨。

　　崭露头角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7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份。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提前听到了时代车轮转轨的声响。1977年8月的一天，邓秀新的三叔找上门，告诉他“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了”。

　　16岁的邓秀新开始集中精力复习了1个月，11月参加考试。“前面十几年都没高考过，没概念，没参照物，哪里知道考得好不好，蒙的。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农村连饭都吃不饱，考出去可以吃国家粮。”

　　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了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专业选农业机械化，服从安排。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学农？没得选，也不懂如何选，我们高考的时候，哪个大学好，哪个大学排在第几，都不知道。只记得当时国家领导人提出农业机械化，就选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高考得了多少分。”

　　临近春节，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是湖南农学院园艺系果树学专业录取通知书。

　　此时，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下的中国，国家就像一个大保姆，事无巨细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大学不用交学费，每月粮食定量供应，女生28斤，男生31斤。

　　“有钱也买不到米，凭粮票。我们班好几个应届生，16、17岁，大家都在长身体，饿得不行。女生不存在减肥，再减就剩骨头了。但是班上还是有几位女生，把饭票匀一些给男同学。有时候食堂蒸饭的盘子没放平，有一块饭就很薄，领到这块饭的同学接着去排队打菜，还没轮到自己，几口就把饭吃完了。”邓秀新说，这种状况一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几年后，终于得到改变。

　　他大学拿乙等助学金，14.5元一个月。“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0块钱，所以我们的钱真不少了。”

　　在老师的建议下，1982年他考入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学专业，跟随我国柑橘学科奠基人之一、果树学家章文才继续深造，之后一直念到博士毕业。“读博士的时候每月有72块钱补贴，我们老师的工资也就七八十块钱。所以，那个时候读研究生挺富裕的。”说完，他又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