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才聚乡村，需厚植职业发展土壤

王辉森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当前，年轻群体职业多元化特征明显，一些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被称为“斜杠青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中国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大，呈现出从村庄、小城镇向大城市流动；从中部、东北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如何吸引年轻人、新业态聚集到农村农业，是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要有回流的接口机制。农村“空心化”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加快推进。而我国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城镇化发展依然有很大增量空间。随着户籍制度日渐宽松化，年轻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难以避免，也是正常现象。当前，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人才红利趋势凸显。如何解决好乡村发展需要的人才支撑问题，需要从乡村治理结构、产业政策配套与整合等众多方面，进行突破与创新。在乡村治理结构优化提升方面，要改变本乡本土、自上而下、“两委”管理的旧套路，注重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探索一套可以融合乡贤回乡、能人回流的治理结构。例如，可在乡村设立“振兴智囊团”“兴村顾问团”等，突破基层用人机制框架限制，汇聚一批从农村飞出去的“金凤凰”，让他们直接参与村庄规划设计、重大决策等兴村事务，吸引他们借助工商资本、高校智库等资源，对农村特色资源、村容村貌进行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市场营销等综合性开发，创设出吸引人才、对接人才的氛围和机制。

　　要有职业的定价空间。农业产业价值低、用工贵也是限制农业农村发展的现实障碍。某种意义上说，现有乡村产业劳动力价格被外部定价左右，受工业化市场及产业链转移影响，“要素再定价”规律使农业要素中的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被其他产业定价。要想让年轻人有效聚合在乡村与乡村产业中，就要在关键领域有所探索和突破。对照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状况，我国农业产业准入门槛较低，造成农业发展的“搭便车”现象，农业面源污染难控、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人才梯队供不应求。为此，应坚持开展“新农人”培育计划，不仅要重视种养技术、市场流通、互联网运用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更重要的是，把握好产业提升与专业化技能的孵化和准入“两个门槛”，对一批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乡土职业进行创新归类，设置人才培育平台和认证准入的制度性门槛。若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结合实际对人才加以科学归类和管理，就有望培育壮大一批新兴职业，如农业合作社财务总监、农业托管服务首席执行官、农村电商运营总监以及农村金融运营经理、美丽村庄规划项目经理等。同时，要对已经在智慧农业行业涌现出的“飞手”“机手”“植保官”等新型职业，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给予规范重塑与身份论证，让农村“土专家”“田秀才”在人才市场中具有流动定价，给“斜杠青年”投向乡村、拥抱市场提供更丰厚的职业土壤。

　　要有新型的产业依托。乡村产业要振兴，不应仅依托“工业＋农业”“三产带一产”等模式，而要在农村一二三产业间，发展出对年轻群体返乡创业有吸引力、链条长、带动面广的新型业态。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每年对三农的投入都在大幅度增长。目前，各级财政资金一般都以切块形式下达，除了完成粮食生产、重要农产品保供等约束性任务以外，其余资金安排都由地方政府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组织实施。如果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乡村新业态、新模式不能充分发展，就难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才集聚乡村。因此，政策调控要多扶持关注新型农业产业方向，整合落实支持农村创新创业的市场准入、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优惠政策，鼓励各地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等，进一步拓宽政策扶持之下的农村新业态，并将之拓展到农业和乡村的多元领域，如面源污染治理、乡村景观设计、农业文化开发、康养服务保障等。唯有如此，农业和乡村的潜在价值才能被市场接纳和衔接，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才能更开阔、更多元。同时，也要跳出农村传统区域来理解新产业。农业新业态不一定、也不宜都建在乡村地区，必须充分发挥城乡两个区域各自产业优势，实现城乡产业融合联动、县乡功能衔接互补。只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了，更多年轻人才回得来、有事做、待得住、能致富，乡村才可能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拓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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