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静态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行政力量主导的结果的话，那么改革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的大量外来人口向城市流动迁移所形成的动态二元结构则是市场力量和政府行为共同作用的产物，但这种动态二元结构却是在传统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换言之，城市中的动态二元结构是对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的复制与异地再生。二者之间的共同本质在于不平等地对待某一群体。双重二元结构是我国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社会结构性障碍。

　　提出和使用双重二元结构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改革以来形成的农民工问题、蚁族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城市外来人口问题，都可以纳入到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中加以解释。从实践上说，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当前的主流公共政策，但各地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侧重于破除传统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而相对忽视动态的二元结构。对于外来人口，各地虽然出台了改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待遇的政策，但各个城市政府在对待外来人口上的传统思维和政策仍然严重存在。各类城市在对待外来人口问题上还主要局限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治安管理上，而不是将其作为新移居城市的新市民加以平等对待。就是说，各地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在对待外来人口问题上还没有上升到破除动态城乡二元结构上来。动态二元结构概念的提出，为各类城市推进城市一体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对城乡一体化的新认识：狭义城乡一体化与广义城乡一体化

　　与重新认识城乡二元结构相适应，我们也需要深化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2013年我们在有关课题研究中，提出将城乡一体化区分为狭义城乡一体化与广义城乡一体化。这是对城乡一体化认识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叫狭义城乡一体化，把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又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叫广义城乡一体化。狭义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城乡一体化，广义城乡一体化才是全面的城乡一体化。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人口特大城市，既有全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共性，又有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特性。北京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的双重二元结构。北京的城乡一体化必然存在双重使命，既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又要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传统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破除，而动态城乡二元结构在有的地方却在日益强化。我国各个城市在空间结构上包括城区与郊区农村，在人口构成上包括非农业户籍的市民与农业户籍的农民以及外来人口。1950年代以来，我国各城市内部就开始存在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198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人口向城市流动迁居，受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一种区分于城市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新的动态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发达地区各大中城市中的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相当突出，推进广义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更加繁重。以北京市为例，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在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1825．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6．3％。2013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316．3万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约250万人。在北京市常住人口构成中，受传统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影响的是约250万人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口，而受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影响的是802．7万人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远多于北京市农业户籍人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的消极影响甚至超过静态城乡二元结构。全国其他各大城市都与北京一样，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的复杂问题。在北京市，推进狭义城乡一体化，就是着眼于1316．3万人的户籍人口，重点解决约250万农业户籍人口的平等市民待遇问题，让农业户籍人口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广义城乡一体化，就是着眼于2114．8万常住人口，全面解决约250万农业户籍人口以及802．7万外来人口的平等市民待遇问题，让农业户籍人口以及外来人口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