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对于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开支”的“三乱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无疑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改革涉及到农村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从目前看，农村基层财力薄弱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农民负担也有可能再次反弹。

　　实行税费改革后，县是农业税费征收和开支的唯一主体。农村财力的分配主要由县决定。从一般原则上看，县应该合理分配财力。但是，目前县级机构日益庞大，县级开支增长迅速。从政权首先保证本级政权运行需要的理性原则看，县在财力分配时会首先考虑县财政自身的需要，向县级财政倾斜。税费改革后，乡的财政权大大弱化。但是，原有的乡级政权机构仍然存在，仍然需要相应的财力供给。由于整个财政收入减少，县在财力分配中会尽可能减少对乡级政权的财政供给，乡的财力进一步削弱。为维系乡政权的运行，乡必然会采取一些制度外的方式来满足其财政需要，甚至借款。因为，在中国，还从未听说政府无钱而关门的事情。税费改革后，村的财力不仅进一步弱化，而且没有了财政的控制能力。村干部的工资不仅进一步减少，且由政府决定。实行“一事一议”制度后，县、乡更有理由不向村提供公共物品。而在现阶段，只要涉及到向农民收钱，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由于财力少和没有控制能力，农村的村民自治的功效也会大为弱化。

　　所以，实行税费改革后，县、乡、村三级财力的分配有可能更不合理。取之于农民的税收并不能用之于农民。农民虽然一时负担有所减轻，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会更为恶化，增收更为困难。农民的负担也有可能进一步反弹。目前，许多地方农民负担减轻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这种依靠行政压力带来的成效是不可能持久的。

　　造成以上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乡村治理结构问题。即在现阶段，向农民伸手的人太多，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人太少，也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只有从治理结构上改革，重新调整农村利益关系，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强村：增强村的财力和自治能力

　　村是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初级社会群体，只有增强村的财力和自治能力，才能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中国的村是随着农户经济的成长形成的。早在秦汉之前，由于小农经济尚在成长之中，村还未成为正式的组织单位。只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了“村”的记载。这时的村尚不是基层行政单位，而是作为居住场所的自然村落。到了唐代，村才成为国家法令所正式认可的基层组织单位。但总的来看，在传统农业社会，村始终都是基于农民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形成的共同体，属于民间社会的范畴，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延续力。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为了开发传统农村内在的组织资源，一些地方实力派和有识之士将村作为有效治理乡村的基础和起点。如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村治”体制，梁漱溟先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等。村后来得以成为国家组织建制的一级单位，甚至一度成为一级政权单位。但是，村作为基于农民内在需要形成的共同体的性质一直没有变化。特别是在现阶段，村正在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和最有活力的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家政权建设和计划经济需要，社成为农村重要组织单位，从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从历史上看，社制最初起源于元代，是外部国家行政力量对分散的村落社会的组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更具有外部性特点。但是，即使在当代社制下，村的名称尽管不复存在，其实际功能仍然发生着作用。1960年代初定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结构便照顾到村落共同体的实际。

　　正是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结构，使村的地位更加重要。这就是村成为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家庭经营，原生产大队更名为村。由于政社分开，村是土地等农民集体财产的组织载体。作为行政村，村是国家建制的基层组织，是联接国家政权的组织单位。在村一级设立村民委员会，自我管理本村事务，实行村民自治。因此，在现阶段，村实际上是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于一体的基层组织，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从未有此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