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青”的日子结束之后，秋天了，我记得我们到了北京房山县的坨里。我们住在坨里的村子里，被一座古塔所吸引，同学们经常围着古塔看麻雀们飞舞，用手中的弹弓击打这些小生命。也是在坨里，一个调皮的男同学捉住一条小蛇，悄悄放在班主任女老师的饭盒里，女老师打开饭盒，被当场吓得昏倒。顽皮的学生岁月和坨里秋天美丽的景色，以及坨里的柿子树、坨里的红薯、坨里的各种山果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滋味。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收红薯，每天去红薯地里挖红薯，然后把红薯捡到筐里，分头带回村里。我们的主食也是红薯，房东给我们做的红薯花样很多，不光是蒸红薯，还把红薯擦成丝，做成红薯粥，还有红薯干。吃红薯吃到最后，胃里直反酸。改善生活的时候就是一顿金黄的玉米面窝头，窝头就着老咸菜，我们这帮中学生们吃得喷喷香。

　　所以那一年坨里的秋天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乡村记忆，而且我们是步行从长辛店的火车站走到坨里的村子里，大家背着行李，十几里的路程把我们累得够呛。

　　大约十年前吧，我学习驾驶汽车的时候，曾在房山的一个汽车部队住过一天。期间，我曾到坨里去寻找那昔日的小山村感觉，但是少年时期的记忆已经被现实涂改得面目全非。坨里的城镇化建设十分彻底，我企图寻找那目标显著的古塔，旁边的乡亲们告诉我，那古塔早就已经坍塌了。坍塌的古塔却拥有我矗立鲜明的记忆，我现在能写下怀念坨里秋天的文字，就是一个例证。

　　云南的村寨

　　从军的时候，我的驻地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大荒田。“大荒田”三个字肯定是属于乡村记忆的特殊板块，周围的村庄是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我曾经带着一批新兵驻在周围的村庄，一驻就是一个月，我对新兵进行培训的时候也和乡村的房东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时正是冬日，雨雪霏霏。于是每天晚上好客的房东便燃起一盆炭火，沏得一罐烤茶，同时端来葵花子和花生米，我和我的小新兵们坐在火塘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烤火、聊天。聊天，云南叫“吹牛”，这里的“吹牛”和北方的意义不一样，丝毫不带贬义。

　　吹牛的内容很广、很宽，也很泛，因为这些年轻的军人来自地北天南，比如我从北京来，有一个班长家在昆明，还有一个战士来自遥远的哀牢山上的苦聪山寨。所以房东夫妇很高兴，而且他们的两个小儿子更高兴，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一群南腔北调的解放军军人，是最有趣的人。

　　云南的农民说起话来，却文雅之至。譬如说某一项活动令人玩得痛快，舒坦，它必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安逸”。又如火塘上的火不旺，需要重新点火，北方人就说“火着了吗”，而房东则用一个字“燃”，“火燃了”。一个“燃”字，显出了文化素养。此外，“晚上”这个词，房东换以“夜间”；“吃饭”“开饭”，他用“请饭”来表达一种特殊的情义，这些云南乡村所带来的中国古文化的熏陶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这村子距我的大荒田军营十几公里，沿南盘江而形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大村子。房东的祖先们，都是屯垦戍边的军卒，聊起天来，他们都以故乡而自豪，而他们的故乡一律叫做“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我想这应该是明初大规模移民屯垦边疆时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吧，很像山西洪洞县内的“大槐树”一样。北方洪洞县的“大槐树”是无数北方人故乡的象征，“寻根”一律以此为凭。由此看来，“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给予滇中乡村父老的记忆，应该是与“大槐树”属同一类的意象。

　　当初那些戍边的军卒们驻扎此地时，肯定有一番拓荒之苦的。而后他们娶妻生子，将刀枪换为锄犁，慢慢地竟繁衍出这么多的村寨来，真是始料所不及。房东告诉我说，这四围山上，曾有过莽莽的森林，在他小时候，还知道有豹子出没于村口，蟒蛇盘踞于江岸，还见过豺狗和麂子。

　　说这话时，正值大雪纷飞，掩住了四周光秃秃的山峦，现在的场景是林木稀疏，昏鸦都很少见了。房东的两个小儿子听着父亲讲述童年的见闻，也觉得新鲜。父亲小时候所见到的这些动物，他们大概只能在动物园见到了吧。

　　雪一落，春节也追了上来。我们驻在村子里，和农民们度过那古朴的特殊的中国节日。

　　村中过春节，众多礼俗都一一免去了。但只留下一项，这是北方绝对少见的一项：以绿松毛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