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的战略意义

　　在现代化的叙事话语中，城市与乡村分别对应着现代与传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甚至也对应着进步与落后。客观上说，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人类迄今为止有关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都在揭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吞噬农村的铁律。即使所谓城乡一体化或者逆城市化，似乎也不过是农村的就地城市化，除了基本的自然地理格局，其他方面都与“现代”城市更为相似，而与“传统”农村大相径庭。或许，这是农村的宿命。

　　中国的现代化似乎从来就是特殊的。一方面，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在某些方面“离经叛道”，让许多依据既定规律研判中国问题的人大跌眼镜。正是这种复杂性让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此起彼伏，莫衷一是，或许只有到宣告现代化完成的那一天，答案才能尘埃落定。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也有公认的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城市化率指标，城市化就是要减少农民，将人口由村庄向城镇集聚。一个自然的逻辑就是，农民减少带来村庄空心化，村庄空心化意味着资源闲置浪费和公共设施建设不便，因此就要撤并村庄。如果完全按照农民进城的自然速度，那这项工作将要极为复杂和漫长，所以许多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地推动所谓四化同步：发展县城和乡镇房地产业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大力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拆村并居集中居住，等等。财政实力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资本介入和官员的经营谋略则在任期制的促动与“保护”下助长这种行为。这种激进的城市化举措正在从典型村示范村向普通村蔓延。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并不支持这种急功近利。正如贺雪峰教授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制度优势，集中精力和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农村起到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农民进城是一个渐进的反复的接力式的过程。接力进城的经济基础是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其社会基础则是中国式家庭形成的代际分工。在这个过程中，注定要有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农民的生活重心仍然留在农村大本营。农村既是化解风险的缓冲空间，也是提供经济支持、社会支持以及价值意义支持的空间。这是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必须要发挥的战略作用。这是中国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能够避免拉美化（城市贫民窟、政治社会动荡）的制度优势。落实城乡一体化就要服务于这个大局，以维护农村的稳定为核心，多在公共服务上做文章，少一些物理性的折腾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要让农民在农村生产上更加方便，生活上更加舒适体面。进一步说，即使将来实现了很高的城市化率，也还是要有数亿人居住生活在农村。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为维护农村稳定所做的工作不是权宜之计，而具有更长远的战略意义。

　　政府主导的村建设

　　国家已经连续十一年发布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2006年更是将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村建设作为一号文件发布，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村建设二十字方针。此后数年，全国一度掀起村建设热潮，各地政府大树特树村典型村、示范村、样板村，一时间，整洁美观的新式民居、宽阔的水泥路以及道路两旁的绿树红花等成为村的标配。近年来，地方政府又把村建设与增减挂钩政策或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捆绑起来，拆并旧村腾退宅基地，建设集中居住点，标准化的小洋楼又成为村新社区的标配。村建设本来就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如果操作得当，当能实现城市与乡村两种现代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的和谐并存良性互动。遗憾的是，当它变成一项“政治任务”之后就不可避免地急功近利化了，不过是将把村变成了城市的缩小版，近年来，城市用地指标吃紧，地方政府巧妙的利用增减挂钩政策打起了农民宅基地的主意，“顺便”把村建设变成了城市建设的附属品。

　　检视这些年村建设，可以发现政策实践中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把系统性的村简化为单一的工程建设，忽视社会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不重要，但远非村建设的全部，有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标准化楼房、饮水工程、绿化美化工程等）形式意义大于实质作用，与农民真实需求相距甚远。实际上，农民普遍有动力（儿子结婚和改善居住条件）和实力自己建新房，物质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不错，更重要的需求是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乡土社会变迁导致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甚至有些畸形，需要给予正确引导和支持，重建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些年，农家书屋、电影下乡、送戏下乡等文化下乡形式很多，但收效甚微，关键在于与农民实际需求脱节。政府意志与农民需求之间脱节的状况，在社会文化服务方面要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更为严重。其二，局限于办点，树典型树样板，忽视了最大多数的普通村庄。以点带面变成了以点代面，似乎典型村的建设就代表了村建设的整体水平，大量资源投入典型村样板村，以至于典型村村民被行政意志折腾得苦不堪言，而资源投入的过程却滋生出一个臃肿的耗散结构，得不偿失。关键是，最大多数的普通村庄被选择性地忽视了，政策的不公平性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典型和样板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传染，以及典型村与普通村之间的撕裂。各地政府打造的典型在外观上高度相似，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学习先进经验，先进又是以政府财力为基础的，学习先进往往就变成了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苏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政府财力雄厚，打造典型的能力自然要强很多，也容易出“经验”。中西部地区学习和模仿到的大多只是工程学知识，即如何做形式化的工程建设，其原生的土壤却不能照搬，这就意味着移植来的典型无法在本地再复制，更不要说自发生成了。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典型之间从形态上互相传染，而典型越是做得漂亮就越是与一般拉开了距离，就越是失去了意义。其三，积极行政过分积极，消极行政过度消极。我说的积极行政，特指政府借助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单方意志，村建设的标准化就是这种单方意志强制推行的体现，而消极行政指的是政府在幕后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自主开展社区建设，这方面政府做的显然不够。从实践效果来看，过分积极的行政介入实际上得不偿失，政府应该在消极行政上积极一些，把用力方向改到支持和强化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增强农民自主性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