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地区最大不同，广东主要集中于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流转，确立了集体建设用地竞争性出让方式。以广州市为例，依照《广州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全市统一交易平台进行。在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让、出租、转让、转租、抵押等形式流转。使用权人按照批准的土地用途使用土地，确需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经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人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政府作为监管者不参与流转的收益分配，收益归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在扣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保障支出后，剩余部分的使用，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法定程序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特点及其评析

　　上述各种模式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农村土地，让其进入流通领域，农民也程度不等地从中得到一些实惠，有助于少数地区农村乡村治理的改善，但是受制于全国性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善乡村治理作用极其有限。

　　1.地方政府自利性是现行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始驱动力，易产生农民与政府的强烈冲突与对抗。各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探索的动力，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可供出让土地和用地指标。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表现出土地饥渴和资金饥渴症状。通过卖地并发展房地产业，地方政府可以快速获取巨量资金。但是，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和用地政策，却制约着地方政府的供地规模。而经过快速的城市扩张，原来国有可用于出让的城市土地几乎枯竭，地方政府唯有通过强制征收与和平赎买，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由集体向国有的转化。与赎买相比较，强行征地的资金成本较低。所以，绝大部分地区都采取强行征收农村土地的办法。强行征收农村土地固然资金成本低，但支付的社会成本，尤其是维稳成本却很高 。 由于土地国有化之后的土地出让金，往往是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款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政府无偿获得高额的土地价差，与被征土地农民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易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暴力拆迁与暴力抵制拆迁引发自焚等悲剧时有发生，大批农民不停上访，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破坏。

　　地方政府要合法地将征收农村土地推向市场，还必须有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下发的建设用地指标。鉴于我国人多耕地少的特殊国情，为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各地方政府可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规模，主要依据当地的耕地面积加以确定，并实行建设用地指标规模与复垦土地数量相挂钩的政策，复垦耕地数量越多，可以获得的用地指标数量就越多。前述各种土地流转模式，在具体操作上有技术性差别，就本质而言都是通过房屋和城镇居民身份置换农民宅基地，再将宅基地进行开发或者复垦，既获得了可供商业开发的土地，又可取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这些流转方式与征地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意愿，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也不会那么尖锐。这种以政府利益为导向的农村土地流转，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流转，但对于缓和农村社会矛盾，改善乡村治理有一定的效果。

　　2.多数模式只适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郊区，普遍推广具有局限性。目前地方政府推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内在动因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工商业建设用地和建设用地指标，采取的手段是以集中统一开发的居住房和城镇户口，置换农民的土地。这些模式对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没有适用的余地。因为，可以进行连片开发作为工商业使用的土地，必须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靠近中心城市周边的土地，是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被占据的。只有城市郊区的农民宅基地，政府才有兴趣进行置换，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试验性质的农村土地流转，都是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政府推动。而大部分远离中心城镇的农村土地，几乎没有作为商业用地开发的价值。以置换方式实现这些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政府方面没有利益驱动力，农民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益处，因此这些流转模式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

　　3.村集体与村民权利关系不明确，存在农民利益受损的风险。无论是房产换宅基地的模式，还是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土地出让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村集体和村民的关系定位不清晰，村集体的角色不明确。中国农村土地，在理论上属于内涵外延均不清晰的农村集体所有。从法学逻辑的角度看，集体不是合适的所有权主体。集体既不是合伙，也不是法人组织，更没有出资人。集体所有的结果，只能是掌控集体组织的具体成员支配财产。由于我国部分农村地区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完全到位，农村实际的民主化程度有待大幅提升，实际中的集体利益不能完全代表农民利益。这样，就有必要在制订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过程中，确定集体与村民个体在利益分配上的合理规则。否则，很容易引发代表集体的村干部借集体之名，利用职权图己私利，最终损害村民利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