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交易中讨价还价的低效率，出卖方非理性的漫天要价等，都会带来当下强行征收不会产生的副作用。尤其出现公共利益需要用地，而土地使用权人又拒绝出让土地情形，土地的市场化流转制度便成了社会发展的阻碍，这需要通过土地征购制度加以纠正。所谓土地征购，是指土地的强制性购买，即流转是强制性的，价格是市场化的。土地征购和土地征用虽然都是利用行政权力，不以土地使用权人的意志为转移，实现土地的强制性流转，但土地征用的范围宽泛得多，既包括公共利益用地，也涵盖工商业用地，征地补偿价格由政府单方面确定。而土地征购只适用于社会公共利益所需的土地，政府的强制性仅体现在对土地的获取手段，补偿标准由双方当事人通过谈判确立。如果最终无法就价格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依照该土地的市场价格判决确定合理补偿标准。通过土地征购制度，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用地需求的同时，农民也获得市场标准的补偿，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私有权利的合理平衡。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以辅助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顺利推行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虽然在乡村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毕竟只是农村社会系统的小系统，欲发挥出市场化流转的作用，克服可能由此带来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性措施。

　　1.建立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全面详细的城乡建设规划。我国是人口大国，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制定任何土地政策的基本前提。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造，同样应当以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为基本前提。在全国范围内，根据不同地区土地的性质，对全部国土的使用做出规划，详细规定每一块土地的性质和用途，留出足额的农业用地指标，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对每一块土地实行用途管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农业用地非法转变为建设用地，严禁改变土地用途。土地自由流转的任何土地受让人，均不得将受让的规划中的农业用地改变成建设用地，不得改变用途。在这种严格的土地利用规划管制之下，即使所有农村土地自由流转，都不会减少全国的耕地面职，粮食安全得以保障。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大规模的违法建筑，一切土地上新建房屋，必须符合城乡建设规划。为此，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之职责，制订出全面科学的城乡建设规划。

　　2.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必然会有大量人口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他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但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阻碍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镇，但他们只能在有劳动能力的年龄为城市提供服务，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仍然要回归农村，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也未真正接纳这些农村人口。如果这种户籍制度不改变，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只能是空想，我国的城市化更无从谈起。近些年来，不少地区曾经尝试户籍改革，二元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这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户籍改革，从规模上无法适应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需求。中央政府只有下定决心，彻底打破现行的户籍壁垒，彻底剥离捆绑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与特权，才能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才能保障每一个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等公民。

　　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面，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最大担心之一，就是担心农民出让其土地之后，农民将丧失最后的保障，进而陷入贫困之中。这就是所谓的 “土地保障 ”论。尽管由于农业产出的低收益，决定了指望耕种土地为农民养老提供保障只是美好的愿望，但这种 “土地保障”论还是颇有市场的。究其原因，其中既有潜意识下将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心理因素，也是对社会保障的误解。根据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宪法依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而不是需要劳作才有产出的生产资料，更不是低收益的农业用地所能提供的。为了达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为了城市化进程能顺利进行，为了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以获得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的同时，政府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既是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的配套措施，也是推动建立国民平等的公民社会的正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