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询问了合肥市禁烧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申报程序是：首先要田地所在乡镇提供证明，然后企业提供入库清单或者销售发票，还要向县里申报，县里核实后，报到市里，市里会再进行核查，最后由市县共同承担这部分费用。

　　一位企业负责人打趣说道，“我才不愿意去签这个合同，关卡重重，到最后钱拿不到，过程中还要受他们(政府)硬性催促，何苦呢？不过我承认，很多企业答应了秸秆回收，可是发现利润微薄甚至亏本后，就不再进行回收了。”

　　庐江凯迪副总李炜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市农委何杰主任给了他一个口头承诺，15天内若是能收完4万亩秸秆，便给企业10万元奖励，“听起来 很多，但目前秸秆回收成本近300元每吨，其他杂草只要两百多，因此平摊下来，每吨回收成本只降低10元，还是大于其他常规原料的成本。当然，已经比没有 好了呢。”

　　业内人士跟《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以肥西县为例，县财政今年投入600万元左右，各乡镇总体1000万元左右，加上市里补贴，肥 西县共计投入2000万元左右资金。就算给21万亩重点禁烧区的农作物全部以40元的高标准离田补贴，也就花费840万元，更何况，很多区域的补贴费只有 20元，而且还无法正常发放。民兵应急队需要统一着装，各个监管人还要发放劳务补助，政府的财政投入基本用在禁烧的人力物力之上了。”

　　他认为这是一场农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农民需要增收，不愿意耽搁插秧时间，企业需要利润，不可能长时间入不敷出。但是，目前政府想要政绩，所以禁大于疏，对农民与企业并没有起到示范引导的作用。

　　农作物秸秆处理 路在何方

　　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道路上，各地政府提出过很多办法，比如优化产业结构，少种油麦多种瓜果，从根源上减少秸秆的生成；或者提倡将秸秆编草绳，促进农民自主进行回收利用；或者改变种植方式，用播种子代替插秧苗，以不受秸秆粉碎还田的影响。

　　但专家认为，这些都不是解决秸秆处理的最终办法。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马友华教授说，由于安徽是农业大省，必须有一定的粮食生产 量，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只适合在城市周边的城郊处实行，以确保环境，但在远郊等地区，仍要保证粮食的生产量；编草绳的处理方法，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收入 低，因此不具有普适性。而改变种植方式要依赖技术的进步，因为从目前来看，插秧的方式会比直接播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产量，肥西县严店乡副乡长王玉林根据实 际经验也认为目前只能以插秧方式为主。

　　马友华教授曾参与了安徽省十二五期间秸秆利用规划项目，他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方专家的综合研究之下，未来农作物秸秆的去向主要有四个 方面：肥料化、材料化、能源化、基资化。肥料化是指将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用作肥料；材料化、能源化、基资化是指通过企业回收，利用科技将其转化成建筑板 材、发电、或作食用菌等用途。但肥料化会对秧苗发育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通过企业回收进行材料化、能源化、基资化是未来秸秆处理的出路，“必须要企业回收形 成产业化，可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补贴的钱数有限；而且这有限的资金又无法惠及到大部分的企业。”

　　任何农作物秸秆的处理方法，都涉及到成本问题。比如，秸秆还田、生产饲料、用来发电等等看起来很美的循环利用方法。但如果产生的效益比付出的成本还低，企业根本运转不下去。

　　那么这效益与成本的差额，应该由谁来承担？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农机方向的王为教授向我们介绍，农业机械与普通机械不同，不同的地方因农田结构、农民种植习惯、土质情况的不同，农业机械都需 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比如，秸秆回收中需要使用的捡包机，究竟设计成能捡拾4个秸秆捆包还是8个，这都需要根据具体地方的农田结构进行设计。他认为，这些 机器的设计、改进都需要大量的钱，没有政府的扶持，企业从起步到正常运行是很困难的。

　　马友华感叹道，“比如电厂，利用农作物秸秆发电成本是远高于火力发电的。在欧美国家，政府都会给相应补贴，确保这些绿色发电的厂子有利润可收， 才能正常运作下去。”他认为，政府担心有企业套取资金是正常的，但不能因为监管不力就不扶持，“现在，每年政府投入几千万用在禁烧的监管上。为什么不从长 远利益出发，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把钱用在扶持回收企业之上，或者农业技术的研发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