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就业创业呈现新趋势：跨省流动减少，省内流动增多，越来越多农民工倾向于返乡就近就地务工。您怎么看待这一趋势？这对各地做好农民工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杨志明：当年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被称为“海归”，如今农民工返乡创业则可称为“城归”。2020年以来，返乡入乡创业热潮持续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超过1120万人，预计到2025年有望达到1500万人。可见，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具有持续性的韧性与活力。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能带来以下优势：第一，“城归”创业带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尤其是破解了我国中西部地区边远乡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难以留住本地劳动力的难题。

　　第二，“城归”创业成为活跃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萌动与乡村振兴的需求主动有效对接，所办项目有贴近市场的优势，本身就是因地制宜、接地气的招商引资，改变了单一的招商引资方式，打破了“引得多、落地少”的局面。

　　第三，“城归”创业多是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解决了中西部地区乡村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广阔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产生集聚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吸纳东部转移的产业，办起先进制造业企业，更好开发本地资源。

　　夏柱智：新形势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留乡返乡规模增加，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首先，多渠道解决中高龄农民工的就业难题。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在县域范围内实行阶段性的“以工代赈”工程，吸纳建筑业农民工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向他们倾斜。

　　其次，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提供必要的服务。对接在外经商的农民工，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其回到家乡工业园区办厂，壮大县域经济。对希望在农村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政府在进行政策扶持的同时，应根据地方业态布局状况做好创业研判，引导其规避创业风险。

　　最后，要避免盲目大范围地通过行政方式推动某一领域的创业。创业活动是返乡农民工个体事务，是自主投入、自主承担风险的，如果不顾实际一味大范围推动一个产业，很容易造成生产过剩、销路受滞，最终损害的还是创业农民工的利益。

　　结合今年“欠薪”问题的新形势，要严守欠薪整治“高压线”，加大劳动争议处理力度，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以法律和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破解农民工欠薪问题

　　主持人：很多农民工来自于脱贫地区，他们的收入情况关系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意见》明确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搬迁大型安置区等重点地区进行政策倾斜。这些利好政策在落地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对于确保这些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增收，您还有哪些更好的建议？

　　夏柱智：《意见》落地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脱贫之后，“脱贫人口”依然作为监测对象，成为地方政府特别关注的对象。脱贫人口包括两类：一类是兜底脱贫人口，他们基本上是失去劳动力的病残人口，要继续对他们实施政策兜底。另一类是弱劳动力人口，他们外出务工能力不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帮扶，助其找到就近的就业岗位。

　　二是要处理好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全国劳动力市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项目下乡与行政动员。要解决脱贫人口的就业问题，根本上还要依赖经济发展，依赖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公共性的，政府要加强劳务输出组织，推动劳动力愿出能出。过去有本级地方政府要求村级组织发展乡村产业项目，通过“下指标”的方式分摊就业，效果并不好。这一情况要注意避免。

　　主持人：临近岁末年尾，农民工欠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切的话题。梳理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根治欠薪行动，既有制度安排，也有专项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结合今年的新形势，怎样在制度和行动上进行再创新，让根治欠薪工作取得进一步实效？

　　丁大建：农民工欠薪是个老问题，长期来看，这其实是我国就业制度改革不到位的一种表现，改革40多年来农民工就业一直未能与城镇职工就业及保障制度并轨，这是农民工欠薪问题产生的根源。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必然使这一老问题更加凸显。要想整治这一问题，既要从宏观、长远层面，不断深化农民工就业制度改革，也要在微观、直接层面，加强对企业经营的支持，有针对性地扶持受波及较大的企业，比如餐饮行业，在给企业补贴资金时，要规定留出足够额度来发放农民工工资，并确保能发到农民工手中。在这一特殊时期，各级政府还应对下岗、失业、返乡农民工中的困难群体给予真金白银的生活补贴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