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态化情况下，农民工就业其实已经不成问题，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一语境下谈促进农民工就业，更多是指支持农民工更好地择业、做好就业保障，而不仅仅是促进他们找到工作。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影响，经济增长增速放缓，就业市场整体受到波及，许多中小企业遭受冲击，而中小企业雇佣的农民工较多，导致今明两年农民工就业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此时出台的《意见》现实意义重大，既有旨在克服眼前困难的短期安排，也有着眼于健全制度机制的长远谋划，希望其对于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农民工就业创业面临较大挑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农民工就业创业的稳定性、确定性？

　　杨志明：应对当前疫情冲击叠加特殊困难，需要有保障农民工就业生活的特殊之策，以产生特殊时期确保农民工稳岗就业与生活保障双兼顾的效果。

　　对因失岗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可将其纳入常住地就业困难人员范围，让他们在失岗期间有基本稳定的生活保障。在这方面，可以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及众包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对灵活就业农民工给予帮扶，对受疫情影响较长时间未能就业的人员，给予相当于“城市低保”的生活补助；对外出“打零工”无法回乡的农民工，积极帮助解决食宿保障问题，让他们感受到特殊时期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和温暖。

　　要注意的是，农民工中有大量零工，他们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务关系而非签订劳动合同，导致相关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建议将这部分农民工纳入工程建设领域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保障其合法就业权益。与此同时，指导他们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合同时，对工作内容、报酬、医疗、劳动保护待遇等权利义务进行明确，依据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丁大建：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是历史遗留的制度性问题。长期以来，许多农民工就业缺乏相应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常态化情况下，农民工就业是相对容易的，但因为工期短、兼职打工、缺乏就业保障等原因，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大、就业不稳定。这样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非常态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就容易首先被裁员，失业期间也缺乏相应补助等。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加强保障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改革，目前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就是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保险，实现了“从无到有”。但也要看到，这些社会保险多是福利性质，数额不多、力度不强、覆盖范围也不够。农民工就业制度改革点多面广，任务繁重，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遵循先易后难原则，选择一个更容易着手又能取得较大突破的切入点。我认为，将农民工就业群体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老一代农民工“退场”或“转场”更需要我们有温度地给予帮助。在政策制定上不能短视，要放宽年龄限制，综合考虑他们的劳动能力、务工诉求，帮助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人口红利”向“技能红利”转变

　　主持人：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达27.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意见》明确要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在实施中应重点考虑哪些问题？

　　丁大建：农民工老龄化背后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结构变化，当然也导致了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老龄化。在前些年，农民工就业容易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目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变少、供给下降。前不久一些地方和行业出台政策“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使一部分60岁以上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农民工被迫退出相关工种和行业，但年轻农民工因为不能吃苦、思想观念不同等原因，又不能及时补位，这在经济发展常态下会导致企业用工紧张，以及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而在非常态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环境下，则又会导致农民工群体就业状况的恶化。

　　实际上，许多60岁以上的农民工还能从事不少辅助类、服务类工作，自己也有工作意愿，长期以来的工作惯性也让他们不愿就此退休。客观来看，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制度和观念上难以及时转变，中间需要一段过渡期，这个过渡期还需要大量劳动力供给，因此在政策制定上不能短视，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劳动力的需求，结合不同工种难易程度，出台惠及企业和农民工双方的政策，引导老一代农民工缓慢有序退场，让新一代农民工更好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