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新《种子法》虽然与业内期待的从“品种审定制度”过渡到“品种登记制度”还有一段距离，不过部分品种施行登记制度，还是迈出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种业市场还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种子企业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没有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规模普遍偏小。“育繁推一体化”前10强企业占国内种子贸易额的13%；而世界前10强企业占世界种子贸易额的35%，美国前20强企业占其国内贸易额的70%。销售额前50强的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约10多亿元，占销售额的4%左右；而跨国集团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8%～15%，有的甚至高达20%，美国孟山都资产近180亿美元，每年的研发投入在10亿美元以上。

据悉，中国的种子品种审定制度始于上世纪60年代，源自前苏联。截至目前，中国共审定农作物品种2.1万多个。那么，如此众多的审定品种真正发挥作用的有多少呢？老百姓需要的不是“一亩一吨粮”，而是好种、好管、好吃、好卖、省心、省钱的品种。把品种变成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是市场，不是审定证书。利有多大，市场说了算，老百姓说了算。对于品种的监管，可以是审定、鉴定，也可以是登记、推荐。

比较可见，中国种企还远没有达到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实力，扶持、保护民族种业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让企业参与竞争，在摔打中长大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但保护不意味着护短，把我们的种子产品标准订得高一点，让我们的法规汲取更多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对种业成长更有利。

正如法律界专家所言，中国法制体系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缺少法律，而是很多法律明显不适合政治和经济形势发展的进程。及时修法，以适应当前的形势无可厚非，如果频繁修订，则法律的前瞻性值得怀疑。对于新《种子法》也同样，大家期待新法规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引领中国种业向更成熟、可持续、现代化等方向发展的引擎，化解产能过剩危机，通过市场机制培育更具国际竞争实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顺利走过“十三五”；而不希望看到新法规实施时间不长就不得不修正，成为种业发展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