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有机的公共生活缺失，选举就难免要走样。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村干部职位缺乏吸引力，选举改变不了村庄的颓败。在发达地区或大城市郊区，土地很值钱，这样的村子的选举往往会引起激烈的竞争，贿选现象经常出现，选举导致的是村庄的分裂。通过贿选上来的干部，首要目的是收回“投资”，难免要做伤害其他村民利益的事情。农民原子化的实际状态，加上缺乏强有力的伦理规范予以约束，那么有利益的农村就成了“能人”们跑马圈地的场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村民自治”制度也着眼于治理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功能，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能是属意于培育民主政治的基础。也许正是在这一取向上的变化导致了国家和基层关系的变化，得到国家合法性支持的地方精英不再是政治上进步的分子，而是经济方面的“能人”，“新乡绅治理”作为一种模式正日渐受到追捧。与这个趋势相映成趣的是基层党组织的涣散。

　　比表面上的转变更可怕的是基层社会的“黑化”。据“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讲，他做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和黑灰势力打交道。黑势力在农村已非个别现象，那些所谓的“能人”、“新乡绅”大多是涉黑的，或者就是黑道中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正是当代的“土豪劣绅”。目前国家的政策大力鼓励私营资本下乡，提供金融服务或流转土地规模经营，这在逻辑上可能会加深农村的“黑化”，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

　　中国还有3/4的农村户籍人口，未来也将有半数左右的人口长久地生活在农村，哪怕城市化进程完成之后，乡村还是中国发展的缓冲地带。乡村稳，则中国不会有大乱，反之亦然。根据历史逻辑的启示，检讨过去一些在基层治理方面的失误，重建基层的良性秩序，实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