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的精英与共同体活力

　　在传统中国，官是外来者，不得在家乡为官是硬性的法律规定；“绅”则是本地人，对士绅阶层而言，内生性是天然的属性，因为这个阶层只有在家乡才叫做绅。官的职能是代表国家和上级政府在地方维持基础性的秩序，并不介入乡村自治层面的事务，承担这部分职能的是士绅。士绅与家乡的紧密关系，一方面与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士大夫注重乡情乡谊，以回馈乡里为荣耀的情怀有关。

　　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内生性依然是基层精英的重要特征，这是由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决定的，外来者除非彻底融入共同体，否则无以建设共同体。换句话说，村庄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自我生产出精英人物。前30年获得高知名度的村庄，都是因为当地产生了强有力的带头人，比如大寨村、西沟村等；这个道理在后30年同样适用。

　　简单地看一下小岗村今日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基层精英的选择对基层治理效果的影响。

　　什么是精英？精英应该是在困难时期挺身而出，团结和带领其他人共克时艰、走出困境的“摩西”式的人物，面对困难带头四散奔逃的，不是精英。在这个意义上，小岗村没有内生的精英，只有“大包干带头人”。

　　观察小岗道路的实际效果，小岗并不是一个好的去处，而应该去看跟小岗走了相同道路的绝大多数破败的村庄。如今的小岗，表面上看发展得相当不错，这是因为上级将小岗树立为一面旗帜，投入大量资源，打造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担任小岗村的第一书记，企图用外来精英的力量带动发展。

　　殉职于小岗的前第一书记沈浩是个好干部，但他想到的发展路径不过是招商引资，如今小岗已经引进了几家企业，但村委会不是一级政府，无论土地出让金还是企业利税，小岗都无权直接征收，而是被上级拿走了。引来的企业与村民唯一实际存在的联系，只是可以进厂打工。

　　外来精英没能给小岗注入内生的活力，呈现出来的是外来者忙活得热火朝天和内部人观望并存的局面。“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对《南风窗》记者说，小岗早就不是小岗人的小岗了。这是一个独到的观察，但他使用“小岗人”这一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大包干单干的逻辑，只有各家各户，不存在“小岗人”。

　　沈浩生前曾多次带领小岗村民参观南街等名村，学习经验。但众多小岗化了的农村无法模仿南街模式，这不仅是因为体制上的因素，也因为本地精英的流失。农村的衰败与精英外流已经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短期难以扭转。

　　“劣绅化”陷阱再现

　　士绅阶层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因其特权地位同时带有负面效应，形成了对百姓常态化的压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说过，包括士绅在内的豁免徭役的群体是百姓生活艰难的罪魁祸首，只有“废生员”才能缓解百姓的痛苦。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大转型期间，情况更趋恶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批士绅迁居城市，只留下了一批代理人在乡村为其收租。这批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土豪劣绅，他们只顾榨取，而不提供任何公共性质的服务，带给底层百姓的只有无穷尽的痛苦。一旦乡村自治空间呈现“劣绅化”的态势，基层秩序就彻底崩溃了。

　　中国革命重新建立了基层社会的秩序，但是改革开放后，“劣绅化”态势在农村再现。历史在这里再次呈现轮回的态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十多年前就开始讨论“恶人治村”的问题。1990年代晚期正是农民负担最为沉重的时期，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收取税费，而农民普遍不愿意交，很多乡镇就故意让村痞恶霸式的人物当村干部，方便收钱。在这过程中，乡村一级的干部结成了一个以利益为纽带的网络。2006年农业税费改革后，收税费的工作没有了，而且国家还给农村和农民各种补贴，于是基层权力网络就转变成以分配利益为核心了。贺雪峰发展了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说法，提出基层存在着一个“权力的利益网络”。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基层治理方面强调“村民自治”，力图以海选的方式解决农村治理问题，但实践中效果并不算好。因为这个治理模式是在摧毁了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别是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的公共生活彻底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重新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比邻而居，却不发生实质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