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国家的稳定建立在基层亦即乡村的稳定之上。基层崩溃是政权崩溃的先声，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家无法从基层提取足够的资源来抵御外来入侵，要么老百姓揭竿而起，结果都是改朝换代。今天的中国虽然已走向现代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半乡土中国”。

　　基层的稳定需要一定的治理机制，也需要相应的人来担负治理的责任，基层走向崩溃与治理机制失效密切相关。对照古今两个天差地别的时代，可以发现基层治理模式及其演变有可比较之处：分别由一个游走于国家政权边缘的精英集团来承担治理的任务；基层精英与社群的内生性关系；基层精英的溃败与基层危机紧密相关；如此等等。

　　从士绅阶层到基层组织

　　自古皇权不下县，县是传统中国的最低一级政府。传统中国的衙门是典型的“小政府”，县官主要只抓税收、河务、司法等主要事项—事实上以其精力所及，也只管得过来这些主要事务。乡村的生活主要是靠自治的。

　　在乡村自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站在官和民之间，起缓冲作用，也代表民间参与地方政治。著名学者瞿同祖说，“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

　　士绅身份是以取得“官宦身份”或“仕宦资格”为前提的，前者称为官绅，后者称为学绅。官绅包括退休、现职（例如丁忧在乡）和罢黜的官员，学绅指已经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但尚未得到官职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士绅身份的政治性质：他们是一个通过科举取士制度与国家政权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特殊阶层，既非官又非民；他们又是一个特权阶层，享有豁免徭役、特殊的法律保护等特权。士绅阶层多为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但拥有财产却不能自动进入士绅的行列，除非捐买一个功名。

　　士绅阶层除了以咨询建议的方式参与地方政治，还在地方公共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所担当的功能也可以区分为两类：组织的，和意识形态的。前者包括捐集资金修建公共工程、兴办孤儿院等公共福利、开展灾害救济以及参与保甲管理和地方防务等；后者通过主持教育、教化乡里、维持礼治秩序来实现。萧公权曾经这样总结：“说绅士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实曾在没有绅士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绅士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

　　中国近代的转型首先瓦解了士绅阶层自我生产的基础（科举制的废除），中国革命进而消灭了士绅阶层的一切残余。此外，新政权扩展了国家覆盖的范围，将最低一级政府设在乡镇（事实上乡镇并不存在完整的一级政府，其很多重要职能由县级政府的派出或直属机构承担），但在村一级的广阔领域，仍留下了巨大空间，这个空间的秩序还是主要以自治来维持的。

　　谁来担负这一空间的自治的责任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这里应广义地理解基层党组织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基层党员组成的正式党的组织，也包括党组织团结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是同时代人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既有超出常人的工作能力，又有更进步的政治意识。

　　纵向对照，可以说基层党组织在乡村自治中填补了士绅阶层留下的空白，起到了历史接棒人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升级版的接棒人。首先，基层党组织与国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保障，但基层党员并不是食禄的国家工作人员，即便担任村干部，也是不脱产的，而是与普通农民一起从农业劳动中获得回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基层党组织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次，基层党组织并不是一个特权阶层，在这个意义上比士绅阶层进步得多。

　　从治理和意识形态两个具体功能上，也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对士绅阶层的“升级”。

　　在提供公共秩序的治理方面，村庄精英在国家的指导下将村社组织成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在农业生产之外兴建了大量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的公共设施；在意识形态方面，基层党组织负有向村民宣讲国家政策和党的路线方针的功能。基层干部开会传达文件，在社会功能层面与士绅召集村民讲解“圣训”有相近性；二者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连接着完全不同的理想社会，一个是要建设以平等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一个是要固守以封建宗法为基础的礼治社会。如果借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概念，士绅借此获得的是“长老权力”，而新型基层精英获得的则是“时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