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四清”于“文革”中的农村。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与大区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同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1964年9月，中央对后十条发出修正草案。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四清”，由小四清上升为大四清，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由农村扩展到城市，由基层扩展到上层，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而且不少地方形成两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发生武斗，从上到下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打倒，一片混乱。农村除了少数地方(如河北的保定，广西的柳州)有些武斗外，不顾批判“唯生产理论” 和“抓生产压革命”的压力，基本上坚持生产；顶住“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管理险上加险”和“管卡压”的风浪，坚持人民公社60条，未乱阵脚，除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外，对保证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缓减社会动荡的形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蒋介石不敢乘动乱之机反攻大陆就是因为农村基本稳定。 1966年与197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640亿元上升为1197亿元；粮食产量由2.14亿吨上升为2.86亿吨。

　　值得提出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这是为农业服务最早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举措。农业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创造了“杂交玉米”与“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这对农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支撑。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其中化肥投入与品种改良起了重大作用。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出现了社队企业，即公社与大队办企业，方针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目的是增加社队两级经济实力，避免对生产队的平调。毛泽东称赞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后，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其前身为社队企业，它的产、供、销全靠市场，因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到1978年底，社队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近30%，在社队企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10%。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十、农林科教。有两件事的教训值得记取。一是在50年代初期，北京农业大学在学习苏联米丘林遗传学中，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犯了“学阀”错误，在全国生物科学的教学研究中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此事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严肃处理，恢复了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二是1958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解决农林院校的“三脱离 ”(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问题，决定全国所有高等农林院校全部下放农村，使教学研究受到极大损失。在“文革”中推广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使高等农林院校又一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产生了不良后果。

　　十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一千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对此评说不一，有的认为是毛泽东的一条“罪状”，毁了一代人。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历来主张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应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失有得，失的是学业，可以弥补；而得的是社会实践。他们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农民，感知农民，陶冶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他们一生的成长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干部子女下到农村，农民欢迎他们说：你们的父母遭难，你们是“龙子龙孙”，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你们。这使他们深受感动。这些知识青年返城后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不少人成为省部以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对此也要“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