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牌，“27个社（也就是石牌街27个居委）”各自都有相应管理的资产、物业，董威们要计算清每个城中村的集体资产的明细，从技术上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幸好由于村民们普遍收入在该地区较高，因此村民们也少有公开质疑的诉求。由于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石牌村改造被外界认为是一种“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半市场化社区改造模式”：以村里出资为主，政府从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上给予适当支持。
相比之下，在城中村改造中感觉到集体股份收入过低的其他村村民，通常对村集体有公开账目等要求。嫁到石牌两三公里以外，成为冼村39年村民的罗姨对记者说，“直到今年，我每股每年才从200元升到300元，我怎么也想不通。”—邻近村民之间的相互对比，往往引起村民们讨论。记者走访天河几个城中村时发现，由于乡村组织形态，或者城镇化改制存在不彻底的情况，村委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班子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村民关于家族化、透明度低等方面的质疑，有些还引起了情绪上的对立。

　　 “一定要分家分清楚才可以拆，”与罗姨同村的冼传添解释说，城中村大改造，对村民来说相当于最后一次分家：“我们就靠物业吃饭了”。不过，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木生曾经评论，城中村改造前的清核资产就存在着明显的障碍，比如哪些村集体资源应纳入清核范畴就有问题：“农民的宅基地，是否应该算为集体资产（去分红）？”

　　对于政府和房地产商来说，种种城中村内部的利益纠结，无疑使其改造增加了纷繁复杂的困难。

村在城中续

　　村集体经济的复杂性，还在于它牵涉城中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月底，董沛兴坐飞机离开广州，正式飞往英国留学。这个石牌村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三骏公司—石牌的经济合作社改制而来的企业集团—4000元人民币的奖励。不过，当时她并不是到公司去取奖金，而是拿着毕业证，到居委去领钱。

　　“改制以后，三骏集团连村委的作用都代替了，一边是各种公共财产利益派分的机构，一边是石牌村的管理组织。”她对记者说，石牌村原先的27个经济社改制后变成了27个居委，但村民们都知道，这只是换了个形式，“三骏还是石牌村的老大。”这种角色还影响了人口众多的外来租客：比如要在石牌经营小店，就要给村里（三骏）交纳管理费、治安费等，像在其他城中村要办理的一样。

　　三年前，广州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蓝宇蕴对石牌村调查发现，三骏公司的经济收入不但被用作企业积累及分红，还以超过两成的比例投入到各种本应由区、街、居委组织的社区项目中：股份分红形式的“社保”，还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修路修电灯，服役补助，学业奖励……至于村里的治保队伍，也一直由本村人组成，为本村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岗位。

　　董威在参军时，得到了包括三骏所发的共17万元补贴。他对记者坦言，石牌和三骏仍然是村民们未来的倚靠：“可能因为关系亲疏的原因，每个村民在村里担任的角色或利益有所差别，但对于所有村民来说，现在村里这种照顾村民的投入，还没有人提出太大的意见。”相比起来，附近其他集体财政较为薄弱的村，在社会功能方面的担当，更受村民的非议。

　　记者对天河几个城中村做调查时还发现，村组织对宗族人际、民俗乡例的认同和维护，也成为村民们揣测城中村改造前景的依据。在冼村，九年前村里的龙舟曾被移送到外村，结果引起了各年龄段村民的不满；在杨箕，一些村民则多年来一直质疑村维修文物以水泥换传统大麻石的做法。类似的纠纷，在近年的城中村改造中屡见报道。

　　多名被采访的年轻城中村民都认为，龙舟、醒狮、练武等仍然是构成了他们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一项关于城中村城市化的调查则显示，对于成立专门小组来保护村传统文化的看法上，石牌村居民认为“非常有必要”以及“有必要”的合计占到72.58%；在询问村民们对祠堂、书院、古庙等传统建筑群该如何保护的调查里，他们的看法也是高度统一，“不准拆迁并要重点保护”所占比例高达82.26%。另外，近半居民愿意继续学习粤剧、醒狮、武术等传统乡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