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0年开始，广州陆续对城中村进行改造，“一村一策”是广州的另一条改造原则。不过，广州的绝大部分城中村改造，一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38个村，高达数千亿元的改造费用，并不是政府所能承载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郭臻曾撰文解释：“改造需耗费大量资金, 每个村高达几十亿元, 村集体、村民无法筹集，外部市场资源又无法进入。”

　　如何平衡政府、村民、村集体乃至开发商之间的利益，一直是广州城中村改造的难题。譬如，过去两年，猎德村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土著村民“钉子户”，大部分是为了获得政策规定的村屋“3层半”之外的拆迁补偿，或者担心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非政策性风险—“对于回迁日期，协议没有确切说明具体什么时候能回迁，也没有列明楼盘烂尾，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一个“猎德在线”网民留言。

　　十几年来，各方的利益诉求也一直在变化。譬如，早年征地补偿费很少，但由于广州市曾规定以“农转非”补偿，村民们都“争取”被征地，以至于需要抽签解决。现在，珠江新城等地已是广州市中心，房价至少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该地段城中村—石牌村用于移置原住民、按家庭集体股数计算、让村民以低价认购面积的“安居工程”也要摇签，还使村里的“股”价炒到了上万元一股。

　　与其他城市大拆大建相比，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曾向媒体抱怨，城中村改造进展“十分慢，慢得让人心寒”。让官员心寒的背后，是城中村生态里复杂的利益体系。

　　为了加快改造进程，政府方面也对各城中村进行“利诱”。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评论猎德村改造时说，“城中村改造很多时候村民不是不愿意，关键是村委会怎么平衡好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认识到城中村改造对自己有好处。”在去年2月，常务副市长苏泽群也曾在会议上对138条城中村的村官提醒：“卖地利益全部归村（注：以往城中村土地拍卖，村民拿不到全部拍卖收益，现在则可以拿到），这种优惠政策是‘过了这村没那店’的，大家要识得把握机会！”

　　由于拆迁等实体改造进展平缓，各城中村改制，就成为了“城中村变城市”的先行措施。早在1987年，天河区就成立了第一个“街带村”—石牌街道办事处，根据2003年统计，广州有近15个城中村建立了城镇街道组织，而这种“交接”也有过渡性，譬如，位于越秀与天河两区交界的杨箕村，其财政、卫生、计生等工作则由两区分别领导。

“分家”之疑

　　“每年都说改，但改不起来。倒是最近装了满街的摄像头，你在哪里打架，基本上都跑不掉了。”石牌村民董威也在关心石牌村以后的改造。这个刚从军队退役的26岁年轻人说，他家最近要向别的村民手上买“股”，以买到更大的优惠价安置楼。

　　“股”对于广州城中村民来说，还不止买房子的筹码那么简单—城中村们在被高楼压缩的过程中，大都陆续建立起集体股份制的农村经济社, 以管理土地、厂房、房产等集体收益，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凭借股份享受分红。

　　根据记者的走访，这些分红的数目在村和村之间并不相等—在石牌，每股每月大概能分红1000元到1300元左右，但在冼村，分红大概在每月150元左右。在1990年代，广州一些城中村的村民分红达到过六位数的水平，以至于很多村民的女儿都不愿意外嫁。

　　每一个天河城中村的集体收入，与它的“支柱产业”—土地、房屋租赁在供求市场上的需求息息相关。根据2000年的统计，石牌村村集体经济改制而来的三骏公司，拥有了25万平方米的出租物业，此外还有10多万平方米的在建出租物业，这些物业基本处于天河商圈的核心区域，公司的固定资产总值达到8.4亿元，当年总收入为2亿多元。

　　石牌村民的钱包，与石牌附近商圈的兴衰关系密切。广东省电脑商会秘书长禤国荣向记者介绍，石牌村同天河IT商业圈实际已融为一体，这里不仅给IT业提供“劳动力蓄水池”，还是仓库提供地，于是租赁业生意兴隆。他说：“石牌村一室一厅仅需500元，而附近商品房需1200元，对许多中小经销商来说，在石牌租房囤货，更划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