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和村，只是广州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小小图景。祠堂、农房，靠着收租维生的原住民，栖住、从商的外来寻梦者，终将不能避免成为这图景的拼凑元素。

　　2009年8月23日，猎德村项目在土地出让近两年后终于正式动工。对于拥有138多个城中村的广州而言，猎德项目的顺利改造无异于一个可供后来者参考的范本。

　　在此前的7月27日，广州市政府表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将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138个城中村的整治改造任务，用3-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52个城中村全面改造。其中的首要任务，是在明年亚运会之前，拆除核心区域包括杨箕、冼村、瑶台、登峰、西坑、农林、寺右等在内的9个城中村。

　　这些以握手楼、潮暗窄巷为特征、曾承载着各种广州梦的城中村，在今后数年内将迎来被改造的命运。同样被改变的，还有那些城中村的原住民，以及比原住民多上10倍的租客们。

牌坊里的城中村

　　在GOOGLE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繁衍复杂的城中村，盘踞着广州市规划发展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在广州大道这条城市主干道上，高大的牌坊两三公里就可见到一个，牌坊上镶嵌着两行烫金的对联，牌坊下往往是一对威武的石狮子。走进这些牌坊，就走进了广州的一个又一个城中村。

　　从近郊的菜地，到被新城区包围，城中村在广州已经出现了十五年。在1990年代初，广州市加快了城市化，尤其向东城市化的进程，政府开始向城市近郊的杨箕、猎德、冼村、石牌等乡村征地，这些位于天河商业中心地带的城中村，几乎都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被高楼大厦“包围”而形成，一片片廉租农房区，进出着一批批在附近工作的外来人口。

　　石牌村，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盖了3656栋房子，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居住着不到1万名本地人和7万～8万名外地人。外来人口中，45％为IT从业者，35％为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在迷宫似的狭窄巷道，在握手楼中，原生态村民与外来者们，蜗居于此，共生着一个特殊生态群。

　　与北京、上海、深圳等高速发展的大都市一样，“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自上世纪末就已经被广州政府屡屡提出。不过，与北京“陕西村”等不同，石牌等城中村外表上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但“成长”十几年来并不缺“功绩”。

　　城中村租金低廉的房屋，为上百万初到广州的农民工、白领及周边高校刚毕业的学生等提供最初的落脚点。传说中，曾是中国首富的丁磊，年轻时就一度蜗居在石牌村某个十几平方的出租房里。

　　即使是由农民逐渐过渡为广州城市居民的原村民，也出过击剑冠军董兆志这样的人物，而每月拿着上万租金的“包租婆”、“包租公”们，每天喝茶打牌收房租的生活，更是被其他广州人所羡慕。

　　“它们是新广州人的集体记忆。”广佛地区著名主持人陈扬对记者说，这些出租楼对于很多讲普通话的广州人，或者说白话的原农村住民来说，意义并不亚于老城区的骑楼—“城中村的内涵是多棱的。当它们全部被拆除后，我们再想去写史，也就无从考据了。”

改造利诱

　　据《南方窗》报道，在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的“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广州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确定在未来5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然而，直至今日，真正大规模的改造才开始。

　　《南都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在猎德周边几个城中村里，原住民乃至租客们对城中村改造的未来走向，大多持观望的态度，或者更关心村子拆改后的未来生计。譬如，冼村村民冼传添目前的6间出租房大约月入4000元：“可以按猎德的老路走，不过我最关心的是，（升级后的）回迁房是否能租出去？”这个前生产队队长着急地说。

　　在林树森主政广州时代，“不引入开发商”曾经是广州改造城中村的一项原则。两年前，广州两大地产商富力地产、合景泰富联合香港新鸿基地产，以46亿元的总地价拿下占地超过11万平方米的猎德城中村改造地块，从此开发商正式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中坚角色。据报道，冼村、杨箕等将借鉴猎德村这种“通过引入发展商资金，实现引入资金与改造资金平衡”的改造模式，更有媒体指出，杨箕村改造获得的发展补偿将比猎德高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