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许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中徘徊。“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耕教授。

　　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记者：环境污染是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我国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严耕：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发展，许多国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英国是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伦敦在很长一段时期是著名的“雾都”。19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世人瞩目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如果不加强环境保护，人类将迎来“寂静的春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这些发达国家的环境逐渐好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短短30余年的时间，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业绩，然而也带来了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西方国家曾爆发过的环境公害事件，在我国几乎都有表现。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好转的只是经济发达的局部地区的空气环境、水体环境或者土壤环境的某些方面，而范围更大的欠发达地区，先后又走上了污染的老路。

　　记者：面对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条不可逃脱的铁律。对此您怎么看？

　　严耕：不管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环境污染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先污染后治理”是否不可逾越，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美国环境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就此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某一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不断提高，一个阶段环境污染会加剧；达到污染拐点后，环境质量才会好转。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一些地方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割裂开来，为此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问题，从中汲取教训；必须积极探索环保新路，尽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记者：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既有认识不到位、政策不到位、治理不到位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您能否分析一下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严耕：必须承认，环境污染是生产的负效应，有生产往往就有污染。当然，生态环境具有自净能力，当污染物没有超出其自净能力时，就不会表现为环境危机。但相对于环境自净能力的增长而言，人类的污染物排放量实在增长太快，以致生态环境难以承载。

　　记者：也就是说，研究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放在生产形式和产业结构演进这个大背景之下。

　　严耕：是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先后成为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律。在不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其环境污染效应也不一样。

　　一开始农业是主要生产形式。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农业对环境的负效应不够显着。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也快速上升。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既是物质财富扩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加剧的过程。当某个区域的工业生产能力足够支持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之后，产业结构就会向高端升级，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低端的环境污染型产业，在开放的全球市场背景下，则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记者：一些人理直气壮地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力才是生产力，自然环境没有生产力。对此您怎么看？

　　严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不仅包括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生态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总和。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只不过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进一步讲，生态生产力是更基本、更富创造性的生产力，因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须臾不可离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因此，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既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社会生产力；又创造生态生产力，挖掘自然潜能，提升生活品质。可以说，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5%左右徘徊，投入严重不够，我认为至少需要高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