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许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中徘徊。“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耕教授。
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记者：环境污染是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我国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严耕：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发展，许多国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英国是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伦敦在很长一段时期是著名的“雾都”。19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世人瞩目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如果不加强环境保护，人类将迎来“寂静的春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这些发达国家的环境逐渐好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短短30余年的时间，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业绩，然而也带来了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西方国家曾爆发过的环境公害事件，在我国几乎都有表现。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好转的只是经济发达的局部地区的空气环境、水体环境或者土壤环境的某些方面，而范围更大的欠发达地区，先后又走上了污染的老路。
记者：面对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条不可逃脱的铁律。对此您怎么看？
严耕：不管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环境污染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先污染后治理”是否不可逾越，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美国环境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就此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某一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不断提高，一个阶段环境污染会加剧；达到污染拐点后，环境质量才会好转。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一些地方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割裂开来，为此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问题，从中汲取教训；必须积极探索环保新路，尽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记者：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既有认识不到位、政策不到位、治理不到位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您能否分析一下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严耕：必须承认，环境污染是生产的负效应，有生产往往就有污染。当然，生态环境具有自净能力，当污染物没有超出其自净能力时，就不会表现为环境危机。但相对于环境自净能力的增长而言，人类的污染物排放量实在增长太快，以致生态环境难以承载。
记者：也就是说，研究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放在生产形式和产业结构演进这个大背景之下。
严耕：是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先后成为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律。在不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其环境污染效应也不一样。
一开始农业是主要生产形式。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农业对环境的负效应不够显着。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也快速上升。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既是物质财富扩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加剧的过程。当某个区域的工业生产能力足够支持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之后，产业结构就会向高端升级，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低端的环境污染型产业，在开放的全球市场背景下，则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记者：一些人理直气壮地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力才是生产力，自然环境没有生产力。对此您怎么看？
严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不仅包括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生态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总和。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只不过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进一步讲，生态生产力是更基本、更富创造性的生产力，因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须臾不可离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因此，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既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社会生产力；又创造生态生产力，挖掘自然潜能，提升生活品质。可以说，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5%左右徘徊，投入严重不够，我认为至少需要高于2%。
走出一条新型环境治理道路
记者：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超越西方环保路径，走出一条新型环境治理道路。您认为当前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严耕：第一，树立生态系统整体性观念。坚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变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换平衡被打破的结果。应想方设法保障生态系统这个整体的动态平衡和稳定，而不只是想着把污染转移出去；从根源上来防治污染，避免在污染治理上的近视和短视。
第二，坚持底线思维和总量思维观念。一些人之所以抱着“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就在于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缺乏底线思维。总想着先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治理环境。哪曾想生态环境已经超负荷运转，容不得污染再继续增加。因此，对于那种对生态环境不友好的“灰色经济”和“黑色经济”，一定要痛下决心，坚决禁止。另外，对于污染排放要有总量思维观念。污染不管是谁造成的，最后都汇聚为一个整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不能停留在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和人均污染物排放量的层次思考问题，而是要全国一盘棋，对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真正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起来。
第三，树立“开源节流”的污染治理思路。所谓“开源”，就是开公共性生态产品和服务之源，通过加强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以各种方式支持生态涵养区提供天蓝、地绿、水净等公共性生态产品和服务，为自然环境夯实生态基础；同时创造性地开发生态产品和服务市场，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节流”，则是节环境污染之流，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对污染物排放进行全程管理，降低生产生活的污染成本，对生产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生态化改造，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真正迈上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绿色发展道路。
记者：解决污染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应通过生态补偿、环境税和资源税等方面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让大家认识到：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污染环境得不偿失、失大于得。
严耕：每个人都有谋求经济利益的权利，也有呼吸清新空气的权利。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些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涵养区为大家提供了清新的空气等生态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的权利，可当地人却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就是理所当然的。我去过很多林区，发现我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事实上，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价格的反应是极其敏感的。为此，应通过征收环境税和资源税等形式，加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落实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让自然保护区安心维护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避免所有地区都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歧路。
专家名片
严耕，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国家林业局和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内首个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长期从事科技发展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撰写和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绿皮书》、《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等书。
生态城市建设的两个样本：
深圳与上海(基层探索)
深圳是海滨城市，有着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城市布局呈东西方向的带状分布和组团结构，各个组团之间以河流和绿化带形成隔离，城市总体布局比较科学。产业结构布局比较合理，如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全国最高，且发展方式正进一步优化；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通过轨道的延伸和网络化，实现交通方式的绿色化；推进建筑节能发展，有效遏制增量建筑能耗上升；降低一次能源中煤、油的比例，提高气体燃料、核能及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建立生态型能源结构。
上海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主要举措有：创建高效益的转换系统、高效益的流转系统、高质量的环境保护系统、多功能立体化的绿化系统、高品位的人文环境系统、高效率的管理系统；重视生态规划，通过绿化带及中心城绿地系统的完善，楔形绿地、敏感区的规划建设，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基本生态网络的规划等，改善人居环境；设立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建立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建设项目补助政策、价格收费政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实施青草沙水源地、辰山植物园、吴淞工业区、生态示范楼等工程，构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系统。
(根据孙伟平、刘举科主编《生态城市绿皮书(2013)》一书提供的资料，选择这两个城市作为样本。该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绿色发展 城市先行(观察者说)
孙伟平
城市是人类主要聚集地，吸纳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集中了全球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消耗了全球85%左右的能源和资源，排放了全球75%左右的温室气体。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破解“先污染后治理”难题，必须把城市作为重要突破口。
当前，许多城市存在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城市病”丛生等突出问题。倡导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已成为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大势所趋。生态城市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人类聚居地，在这里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城市成为和谐、宜人的人类栖息地。根据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生态城市建设应把握好以下着力点。
摒弃GDP崇拜，追求城市生态化。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城市建设应进一步强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荣，促进地球和人类永续发展；坚决摒弃GDP崇拜，以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绿色福利为根本目标，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具体而言，应以低消耗、低排放、合理消费、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基本途径，力求经济系统实现绿色增长，自然系统积累绿色财富，社会系统增加绿色福利，从而实现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的转变，建设清新宜人的“美丽城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应顺应社会信息化浪潮，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特别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等生态产业，抑制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过快增长，强化节能、环保、土地、安全等指标约束，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形成节能低碳、优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上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利用原则要求尽可能多地使用已购买的物品，注重旧物回收利用，尽量延长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周期；资源化原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把使用后的物品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原料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充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使生态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循环经济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多赢”的最佳出路。
倡导绿色消费，鼓励低碳生活。绿色消费是一种适度的、有节制的、健康的消费模式，旨在减少和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浪费。应利用政策、法规等杠杆，强化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科技创新和资源综合利用，切实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核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水电，因地制宜地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变资源和能源消费方式，建立低能耗、低污染、可持续的资源能源体系，如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推进商业、民用、公共机构等的节能减排；大力推广绿色食品、绿色药品，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家电和家居产品，鼓励环保出行，提倡步行、自行车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让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打造宜居城市，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宜居城市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市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居住的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既注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又注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包括合理的城市规划、繁荣的城市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社会公共事业、和谐的人文氛围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充分利用生态资源，有效组织自然景观，精心设计绿化空间，营造宜人的城市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印象，克服各种“城市病”，增加城市绿色财富和绿色福利，改善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