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甫告诉我们，为了争取客户的信任，他们不得不承担前期开发的成本。项目申请需要半年时间，通过了联合国注册后，项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需要专家审核和签发，这个过程要等待一年半以上。最后的收益实际上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拿到。

　　恒远碳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刘波

　　刘波：目前的话整个价格都在涨，根据项目的规模跟难度不一样，大概是20万到40万之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出核查报告的费用，可能在15万到30万左右

　　刘波告诉我们，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手续费和公司的人力、差旅等成本，公司每个项目平均下来要承担至少80万的开发成本。5年来，他们投入了近两千万成本，但是到现在，只回收了六七百万的中介费。公司做的30多个项目中，只有一个项目收回了成本。有两个项目被彻底拒绝，剩余的项目还在等待注册或者审核减排量，能否通过或者带来盈利还是未知数。让王春甫苦恼的是，等待项目审批时间漫长并且充满了各种不确定。金融危机前，国际二级市场上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量的价格最高曾经到过25欧元左右。此后一路走跌，到了现在的13、14欧元，跌幅达到50%。这也使与之挂钩的一级市场价格也连降了4欧元，到了现在的 8欧元左右。

　　恒远碳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王春甫

　　王春甫：我们05年开始做到两年的时间，(价格)大概下滑了20%，就现在我们基本成交的价格在8欧元左右，就是每吨的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价格。

　　王春甫说，最近几年因为汇率的变化，他们又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

　　王春甫：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汇差，然后这几年大概又下降了20%，我们的这个价值空间就这么多，现在基本上都跌完了。

　　虽然，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全球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给国，每年提供交易的碳减排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我们也看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申请之路越来越艰难、漫长，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动荡，行情不明朗。而在国内，北京、天津、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也都成立了环境交易所。这些碳减排指标能否转向国内交易市场呢？

　　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告诉我们，目前环交所的生意还非常冷清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

　　熊焰：交易额7000、8000万，完全是用我的话是没有经济学意义。

　　熊焰说，环交所成立两年以来，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真正的排放指标交易量很少，所有成交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量和自愿减排量加起来只有100万吨左右。而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碳交易平台上日交易量都超过上千万吨。

　　熊焰：应该说截至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碳交易，真正意义的碳交易，实际只能处于探索和预热阶段，没有真正大规模地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展开。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政府批准了2641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其中有928个在联合国通过注册，项目数量占到全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数的40%，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在清洁发展机制下取得了初步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得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碳交易只占到全球碳交易很小的比重。

　　英国瑞碳公司首席运营官张灵慧

　　张灵慧：准确地说中国只是清洁发展机制领域提供碳减排量的主要国家之一，因为京都议定书下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那现在中国只能说是CER的提供方，在欧洲的交易系统当中，CER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估计大概只占到10%左右。

　　熊焰告诉我们，目前的碳交易之所以清淡，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没有强制规定减排义务，国内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没有必要购买碳指标。目前国内已经达成的碳交易，买主主要都来自其他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对国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有严格控制，企业和机构对碳排放权都有着很大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9年一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配额市场的二氧化碳交易总量就达到73亿吨，市值达1200多亿美元。

　　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主任曾少军告诉我们，国际碳交易是在京都预定书规定的机制下进行的。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即将在 2012年结束，而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又未达成能够延续议定书的国际协议，接下来的碳交易市场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影响了目前的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