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超平：当前，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依然普遍存在信息获取难、企业融资难、产品回运难的“三难”问题。此外，我国大部分农业走出去企业规模小、韧性不足，极易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冲击。截至2020年底，中国农业走出去企业中资产总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占66.13％，200万美元以下的占36.53％，业务贯通全产业链的企业仅占6.93％。

　　针对当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健全境外农业投资服务体系。打造农业走出去一体化信息平台，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组建我国农业走出去行业协会，发挥协会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应对纠纷、抵御海外风险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农业走出去融资担保体系，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对外农业投资保险制度，解决农业走出去企业融资“市场失灵”。加强政策性银行的机构引导作用，适当降低融资门槛，加大对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构建供应链金融平台，整合产业链各环节的资金、业务等数据。三是灵活管理走出去企业进口配额。在民营配额分配时，综合考虑企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中资公司海外并购的企业，原则上纳入进口配额政策考虑范围。四是增强对外投资抗风险能力。政府和企业应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充分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保护伞作用，做好危机应对方案和措施。

　　刘志颐：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农业走出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要激发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一是要完善顶层设计。把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贸易、科技合作、对外援助等活动进行一揽子创新设计，加强与各国农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机制平台、具体项目的对接，明确共同关切的重点领域、主导产业，为农业走出去提供科学指引。二是要解决重难点问题。发挥好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大部门协同，加强政策联动，对特殊产品、重点产业、急迫问题给予重点研究，综合运用外交、财税、保险、金融、通关、对外援助等措施，针对性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急难险重问题，精准施策，破解制约企业走出去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要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健全海外信息采集网络并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为企业制定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及时、高效、优质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同时，企业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做好项目可行性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应急方案。

　　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投资政策，进一步完善农业走出去的区域布局，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多元、长期、稳定的海外粮源供应体系

　　主持人：农业走出去涉及到用地、用工和用资源，西方一些不良媒体和人士污蔑中国走出去是“新殖民主义”，如何看待这一言论？

　　刘志颐：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绝对不是“新殖民主义”，相反，我们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围绕品种选育、田间管理等技术开展了大量的试验和示范推广工作，改变了东道国农业落后的技术水平和粗放的经营方式，提升了其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能力。我们鼓励企业在境外生产的农产品优先保证本地需要。比如在中资企业带动引领下，马达加斯加现已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国家。

　　其次，中国农业走出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去资本、技术、农资、装备、经验等。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实现了自身发展，东道国增加了就业、获得了税收和外汇、农产品供给能力得到提升，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促进了民心相通。

　　最后，我们积极加强对走出去企业投资活动的规范引导。引导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历史、保护环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农业走出去高质量发展。

　　谢超平：随着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力度逐渐加大，西方开始污蔑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这根源于西方对中国由来已久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对于攻击抹黑中非合作的论调，事实和成绩是最好的回答。

　　一是所谓的“土地殖民论”宣称中国政府赞助中国企业大量购买非洲土地，转移大量中国劳动力赴非洲种植粮食。然而事实上，2021年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粮食总金额为4.43亿美元，从非洲进口的粮食总金额仅为115万美元。二是“资源掠夺论”认为中国在过去对非洲不闻不问，近年因石油等能源需要而开始渗透非洲。事实上中国早在1956年就为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且中非石油贸易始终是公开、透明和互利的。中国对非援助资金并未向资源丰富国家倾斜，对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每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三是“输出发展模式论”认为中国试图在非洲输出中国发展模式。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中国政府通过持续实施援助，推动非洲农村地区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