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后，农业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也愈发成为政治外交的重要议题和资源优势，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也逐渐过渡到战略顶层对接的全方位拓展阶段，农业走出去步伐更加坚实。

　　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要做好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研究和信息服务建设，坚持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打通政企沟通渠道，为企业走出去纾困解难

　　主持人：我国农业走出去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积累了哪些经验？

　　刘志颐：首先，农业走出去规模有显著增长。近15年来，尤其是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存量由2014年底的96.9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底的302.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7.64％，境外设立农业企业超过1000家，投资范围已覆盖108个国家及地区。其次，农业走出去产业类别和环节不断丰富。对外投资涵盖粮、棉、油、糖、胶、畜、渔、农资农机等各领域，产业链由种植生产向前端研发和后端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最后，农业走出去主体多元且实力不断增强。境外设立的1000余家农业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和非农业企业分别占投资主体的94.99％、27.23％，形成了央企、国企、农垦企业、大中型和小型民营企业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农业对外投资格局。同时，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企业。例如，截至2021年，全球种业前十强中已有先正达和隆平高科两家中国企业。中粮集团已经成为资产第一、营收和利润第二的国际大粮商。

　　谢超平：农业走出去还带动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与80个国家及2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543份科技合作协议，获得11个引智示范和国际合作基地认证。海外国际合作助力我国农业科技研发时间平均缩短10-15年，节约研发经费30％-50％。同时，我国农业技术援助也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中国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推广技术1000多项，带动农作物平均增产30％-60％，全球超150万户小农受益。

　　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一是把握发展机遇，夯实保障基础。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从外交关系、制度安排、资金保障、权益维护、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走出去企业最大政策保障。二是促进多方合作，实现产业协同。重点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援助和资源开发，密切与农业资源富裕的发达国家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建设，助力实现国内国际产业链协同。三是加强物流建设，增强产业链韧性。支持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向加工、物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拓展，布局产业链关键节点，形成以资源开发和农业全产业链合作为核心的共赢局面。四是广纳优秀人才，助力企业国际化。扩展国际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企业内部人才机构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国际化发展人才支撑。五是加大重点领域科技投入，创立世界级品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构建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和“产学研”战略联盟，培育农业走出去企业科技硬实力和品牌软实力，推动农业走出去开拓新局面。

　　主持人：企业是农业走出去的主体。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局部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影响，企业面临的资金、汇率、产品回运等方面压力增大，部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受挫。对此，您有什么方法和建议？

　　冯小辉：新希望在走出去的不同时期，应对过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如资金、人才、市场、技术升级等问题。近年来，跟其他农业走出去企业一样，普遍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冲击、美联储加息导致汇率波动频繁、部分东道国政治风险加剧、俄乌冲突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

　　针对风险和挑战，新希望采取的主要应对策略有：一是本土化人才策略。为避免因政治、宗教等因素产生的相关冲突和风险，外派中方管理团队必须入乡随俗，坚守合法合规经营底线，学习当地语言并尊重、提拔任用部分本地员工成为中层管理者。目前，海外公司的干部人才本土化率已达到近一半的水平，通过国内外联合培训、远程培训、梯队化管理等方式，不断完善人才供应链和储备库。二是海外资金保障策略。为应对海外原料采购与投资经营需要，公司以新加坡公司为基础，打造国外商贸中心与投融资中心，积极开展国外直接融资、供应链金融、外汇风险管理，减少国外业务资金往来所受到的汇率波动影响。同时，公司加深对东道国本币汇率的走势分析，并通过国外本币直投、中信保等方式和工具缓解汇率波动和政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三是以产品为基，突出品牌价值，做好客户服务。同时在发展战略上不断探索，围绕饲料产业上下游寻找利润空间和发展机遇。四是履行社会责任，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日常开展社区帮扶，协同当地政府参与抢险救灾等自然灾害救助。面对疫情延宕，公司在保产保供的同时，积极为所在国抗疫防疫捐款捐物，与当地群众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