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说，我有你祖父的信，我内心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根本不稀罕，我觉得有我们老爷子的信非常简单，因为他闲着就跟我想聊天一样，谁给他写一封信他都会回，而且是很认真地回，包括谁给他提出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像我大伯养牛的问题，他都会很认真地对待。

　　他们那代知识分子是很认真的，不像我们身上多少还是有些玩世不恭的地方，我有时候就稀里糊涂的，但我祖父绝对不会稀里糊涂，所以他永远坐在那里写信。我在北京帮他寄信，有时候一天能跑几次邮局，他刚写完就恨不得赶快寄出去。

　　然后每天到了差不多下午四五点钟，外面就有人喊“戳~戳~”。那个时候北京邮递员拿信的时候要印章，就会在外面喊“戳”，然后我拿印章出去，就会拿一堆信回来，然后这一堆信就变成他要回的一堆信。

　　我想说的是，他的背影对我的影响很大。今天再回头看的时候，这个80多岁的老人坐在那的背影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突然发现父亲其实也是这样。我父亲这辈子其实也没写出多少东西来，也没取得过多少文坛的成就，但是做人方面，他也是永远坐在那写东西看东西。写的比看的多，抄过来抄过去的。他有一身坏毛病，写一篇小说或是一篇文章，开头有两句话不对，他就换一张纸又重抄一遍，就是很想写东西。

　　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的背影对我很有影响，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人，整天就坐在电脑前。我眼睛也不太好，我太太经常喊我要注意眼睛。我现在每一页书都是用电脑在读，这个字都是相当于小二的字号，放大很多。

　　我父亲和祖父，包括我伯父都是这样，如果非要说我家的一个家风，那这个确实可以拿出来说一下。他们坐在这其实没有很强的目的，也不励志，也不为了改变什么，或者是表达一种理想，它就是一个习惯，一个日常的状态。

　　在《通往父亲之路》这部小说里，我也写到书中的父亲张希夷养牛的一段故事，就是取材于我伯父养牛的经历。

　　我的伯父是中国社会里很典型的长子，特别有那种家族的责任感，做事很认真，甚至有时候比我祖父还认真。在干校养牛的时候天天晚上起来给牛倒尿，像养宠物一样地养牛，牛养得干干净净，也养得很肥。

　　我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褒贬在里面。并不是说我想歌颂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他们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拿着高薪，去做这样的事情，原本可以做点更加能够发挥他长处的事情。农民也觉得这个事很可笑，农民对牛的态度和我伯父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写这件事情就是一种纪实的写法。如果再解释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化到自己的小说中间去。

　　现在看网络上的各种解释，有的会说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行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会跟工匠精神联系在一起。

　　时代不一样了，工匠精神同样也不一样。我自己做过4年工人，我对这个东西体会也很深。比如同样是东西坏掉了，我们那个时代讲究的是修，就是依靠技术，把一个旧的东西修好让它可以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容易陶醉于这种技术，寻找这种技术，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时代在“修与不修”的选择上已经多元化了。

　　因为从商业和产业的角度，商家当然是会推崇“坏了就去换新的”，如果大家的东西坏掉都去修好了，那他们还怎么卖东西？除非像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是属于那种不坏到用不了就不会去换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会有很多消费的概念，去告诉消费者，东西坏掉就需要被淘汰，就不能用了。

　　四

　　有人说《通往父亲之路》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式父子关系。中国式的父子太多了，严格说我只是写了其中的某一种，我想写的那一种。

　　我作品里写的父子关系跟我现实生活体会到的就不一样。比如说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跟这个小说里边表述的其实完全是拧着的。

　　在小说里，儿子张左和父亲张希夷之间是很沉默的。除了一起去中山陵，还有去干校看望父亲这两件事外，张左对父亲几乎没有更深的记忆。小时候的张左被扔给了外公外婆，所以童年是格外“寂寞”的，在他的成长过程里，父亲的角色也是模糊不清的。

　　但我跟我父亲之间的话就特别多，我父亲也不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他是一个跟我一样拉开了就能侃的人。我也是这样，你让我正经做个讲演我就特别不行，你让我一脸正气地说话，那就不是我。我父亲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