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点选取这些品种？如果仔细查看，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以豇豆为例，豇豆喜温耐热，生长期病虫害多发，农药使用量大，再加上豇豆生物学特性决定采收间隔期短，存在“花果同期”现象，农民隔天采收的生产需要很难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要求，导致一些农药残留超标。

　　“所以为什么多年来97％点多的合格率一直在上下浮动，就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品种——我们叫作难啃的‘硬骨头’，较难通过监管杜绝违规用药的发生。”邱静解释，“比如豇豆农残问题从由过去检出蔬菜禁用药为主，转为常规农药残留为主，造成危害风险大幅降低，但由于常规农药药效不如禁用农药，为达到防治效果，农民很容易加大使用量，用了两年以后抗药性上来了，然后明年又可能换别的药，这就加大了监管难度。所以例行监测也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在不断调整。”

　　除了特殊品种引发的治理难题，我国一些特殊国情也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始终相对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户98.1％，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近1900万生猪养殖户，仅有18万家规模化（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二是喜食鲜活和反季节，由于国人喜食各种风味小吃、鲜活产品以及反季节的食物，这样容易在运输、储藏、加工等环节带来安全隐患。

　　在王静看来，小而散加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使得精细化管理在短期内较难推广，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投入品的利用率不高，同样是合格率难以提升的因素之一。“比如拿农药举例，现代农业生产与生活离不开农药等投入品，关键是提高药效从而降低使用量。目前农药的利用率我们已经提高到40％以上了，但是跟发达国家60％以上相比我们还有差距，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那么利用率低的原因有哪些？邱静认为，既有配方、助剂等技术因素，也有施用方式、科学管理的问题。“有的时候对于一家一户的农民来说，施药过程可能仅凭经验来确定是否好用，但是实际上一些药物可能没有被批准登记，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有在整个生产周期内，部分农户不能严格按照安全间隔期来进行采摘，这些都是问题。”

　　因此，邱静认为除了需尽快实现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升级，还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力度。“所以说加强针对小散户的监管，现在是一个趋势，包括现在的例行监测在抽检的时候必须覆盖一定比例的散户，就是要针对散户散布的这种情况做出相应部署。”

　　2.4％怎么办？

　　在一个六边形白色托盘上，6根浸取过茶叶样本的试纸条被放置在6条卡槽之中。打开手机APP，对着托盘进行拍照，再将照片上传到手机系统，5分钟过后，一张绿色的笑脸便出现在屏幕中央。

　　“你看，苯醚甲环唑、吡虫啉，噻虫嗪这些残留指标都显示未检出，说明茶叶样本没有检测出这几种农药或农残没有超标，非常方便。”在中国农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王静指着手机屏幕向记者演示着其团队研发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

　　实现快检的意义在哪？以农药残留检测为例，通常来说，由于农药残留检测大都由专业人员在实验室完成，不仅耗时较长且设备昂贵。食用农产品大多鲜活易腐，很难等到定量检测结果合格后再上市。因此，从政府部门、企业再到消费者都亟须推广快速检测农药残留技术。

　　王静介绍，这项快检技术不仅可以检测农药残留，还可以拓展检测兽药残留、真菌毒素、违禁添加物，甚至病毒等。“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博鳌亚洲论坛、生鲜电商平台以及一些大型单位食堂进行内测使用，很快就能进入市场。”

　　用技术突破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老大难”问题，无疑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有效途径。但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治理问题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问题或监管问题，而是一个兼具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逐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代治理制度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要目标。

　　“所以说我们要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一直到流通消费环节进行全链条的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防控。”邱静说，“这就是当下农产品质量安全赋予的责任和工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