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褚军花在工会法律咨询与调解岗位上已埋头干了10年。她说，上大学时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律师。“对我来说，当初的梦想已经转化成每一天点滴的成就感。今天一早上班，接起电话，对方是一名“90后”农民工，咨询加班费相关规定，得到答案后，他说了一句‘谢谢你，姐’，这让我一天都感到开心明朗。”

    真心付出换来诚意回报，曹志勇感触最深的就是农民的朴实。2010年底，他和同事帮助某企业上百名农民工讨要回拖欠的工资，并成功说服企业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100多名农民工来到调解中心，齐刷刷地鞠躬并对调解员们齐声喊道：“感谢你们！”至今，曹志勇回忆起那个场面，依然觉得感动和震撼。

    公职律师们还充当着普法员和教导员的角色。“在与农民工的交流中，明显感觉到很多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保留证据维护权益，我会提醒每一个来工会求助的农民工，注意保管好平时工作中的文件，比如工资条、个人获得的荣誉奖状、有领导签字的请假条等，这些在维权时都能证明当事人和企业的劳动关系，即使没有劳动合同，当事人也能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褚军花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担当普法员。

    在董梅办公室里，有一块单独开辟出来的调解区，坐在那里，她会一面提醒农民工在签订合同时尽量找正规企业，一面对企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董梅指指自己的工作牌，“公职律师，责任很重，要确保一碗水端平，也要争取让双方以后不再来到这里。”

    冯辉是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愤怒来到工会求助的，短短几天，他已豁然开朗：“老有所养”对他来说似乎已不再是梦想，多年盘旋在他心头的“身份焦虑”开始破冰释融。

    冯辉的老家在河北省固安县东湾乡柳斌屯村，20岁来到北京打工，一晃就是十几年。记者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心的投诉大厅偶遇他时，他正在跟褚军花核实与北京某公司劳动争议案的赔偿金额。4岁的儿子在一旁座位上自顾自开心地玩着。

    在北京生活这些年，冯辉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份是模糊的：一方面，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和工作节奏，城市的繁华也有自己贡献的一份力；另一方面，他又从来没像城里职工一样享受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老了、病了怎么办，自己似乎是一个过客，城市里没有一块落脚地。

    事实上，北京市早就出台相关政策，规定从2010年起不论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企业一律应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2010年之前未缴纳的养老保险，员工有权利要求企业进行一次性补偿。然而，用工企业不执行，政策也只是一纸空文。

    冯辉和12名工友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到公司讨说法，却被公司豪无理由地开除。冯辉一怒之下决定起诉公司。去年，他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失业，投诉无门，还要养家糊口，冯辉积累了一肚子委屈。直到今年2月，冯辉在电视上看到褚军花替农民工维权的报道，来到工会。

    有了褚律师的帮忙，冯辉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告诉记者，从公司辞职后，为了保证日常开销，白天送外卖，晚上做保安，妻子在超市打工，回家时间也不固定，儿子常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看。“我出门跑投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但从没跟他说过我在做什么。”冯辉不想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小男孩长得浓眉大眼，白白净净，还很好动，他从书包里拿出巧克力递过来：“这是我最爱吃的，阿姨给您吃。”

    冯辉说，孩子跟着他在城里出生长大，见过世面，不怯生。“我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因为是农民工的儿子而跟城里孩子不同，他长大后肯定不会再回农村了，希望到那时候，他能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待遇，不再承受我这一辈受过的委屈。”

    3月底，冯辉的案子开庭审理，目前他正在等待仲裁决议书。“虽然结果还没下来，但我心里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积怨和焦虑，有了工会的帮助，我感觉到城市在渐渐张开怀抱，接纳我们。”

    农民工大都是中低收入人群，遇有大病，导致全家赤贫的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职工互助保险计划给不幸降临的家庭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杨玉梅就是受益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