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公司资料员李羡平，整天戴着安全帽，办公地点随着工地到处迁移。
坐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教室里，郑九阳（右二）们从心底绽放出笑容。
调解
今年春节前，讨薪农民工与企业在北京市总工会调解，一时陷入僵局。
感谢
杨威送上一面锦旗，感谢工会，感谢公职律师。
惜别
结局很圆满，农民工满意地告别律师董梅。
领薪
经过艰难谈判协调，农民工何某等拿到了应得的工钱。
■拖欠工资、工伤赔付是农民工遭遇最多的两种权益侵害；社会保障的缺失，是横亘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面前的一道鸿沟；接受教育培训，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晋升空间。
■跨越道道鸿沟，需要在现有法规和政策框架内维护农民工权益，也要开辟提供更多的保障途径，从而架起一座通往公平与共享的桥。北京市工会组织让农民工感受到家的温暖。
■公职律师，以公益的精神做着不计报酬的事，直接承担着化解纠纷的任务。他们替农民工代理出庭不收一分钱费用，以默默的付出收获着尊重和感动。
本报记者 毛晓雅 文/图
农民工，一直被喻为“迁徙的候鸟”、“半城市化”人群，他们行走在城乡之间，流动在广袤的大地，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道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农民工群体在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既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也实现着自身的蜕变；有几多奉献、几多收获，也有几多辛酸，几多泪水。记者走进这个群体，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听他们讲述工作、生活、学习经历，乃至抗争与维权故事。
杨威很有心，他专程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为了送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粉色信纸应该是精心挑选的，这是杨威心里最温暖的颜色；信封是他亲手糊的，这样才能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3月21日一早，杨威走出北京火车站，耳边火车的轰鸣声还在回响，潮涌般的人群瞬间吞没了他。从僻静的乡村到喧嚣的城市，杨威常常会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过去的一年，杨威带着28位工友的嘱托，20多趟重复着同样的旅程，一次次希望而来、失望而归。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肩头的重担已经卸下，包里是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他迈着轻快地脚步，走向熟悉的北京市总工会产业调解中心。
2010年5月，杨威离开家乡湖北省云梦县伍洛镇丁家村，加入了同乡们外出打工的队伍，没想到第一次打工就遭遇到企业欠薪、工头离奇失踪。杨威和28名工友共计50余万元的工资没有了着落。
由于打工地在河北省唐山市，杨威一众先是找到当地政府请求帮助，2010年底经过政府协调，将这家建筑公司在唐山市建委作抵押的10万元工程款发给他们。人多钱少，杨威主动提出自己先不拿钱，工友们商量着先分给急需钱用的几位。“两手空空地回到家过年，本来答应送给6岁儿子的电动玩具车也没买。”杨威心里很不是滋味。
年后开春，杨威决定自己一人做代表，停工讨薪。初到北京，满眼茫然，不知道去哪儿，也不知道找谁。“一次次有了希望又落空，反反复复，折磨得人心力憔悴。”整整一年，杨威往返于北京、唐山和湖北老家，单是火车票就积攒了50多张。工友们每月每人凑点儿钱，支撑着杨威的讨薪开销。
2012年1月，杨威在网上看到北京市总工会的维权热线“12351”，试探着拨通了电话。“没想到工会第一时间就登记了我的情况，并分派产业调解中心的律师董梅帮助我，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问题就解决了。”经过3次调解，3月7日某建筑公司最终答应在年内分4次还清欠薪，第一期的10万元还款已经到账。至此，杨威一年半的讨薪路，终于画上了句号。
如今杨威已经开始在广大工友中宣传工会，他甚至想到要在家乡成立一家农民工工会：“我已经向县工会咨询过成立农民工工会的事项，县工会很支持我。这一年半我积累了不少讨薪经验，有了咱自己的工会，就可以把这些经验告诉更多农民工，帮助更多工友维权。”
一次工伤，让刘力明的左眼几乎失明。打工这么多年，学会了隐忍、哑巴亏吃了不少的老刘，又一次选择忍气吞声。没曾想竟有人站出来替自己说话、讨要赔偿，在工会的帮助下成功维权。
刘力明自小学得一手漂亮木工活，在老家四川省文兴县新贺村时，他是远近有名的木匠。来北京务工近20年，刘力明凭借精湛的手艺，挣钱在老家盖起了新房，供养一对儿女上大学，还给儿子办了体面的婚礼。眼看家里的大事儿都办完了，年过半百的老刘终于可以松口气，没想到飞来横祸。
2008年10月29日，老刘在干活时不小心被迸飞的碎钉刺伤了眼睛，经过治疗，还是落下了七级伤残。从此，老刘的左眼看到的世界就是雾蒙蒙一片。这对从事木工这个工种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做木工活儿，需要精确测量，灵活的双手和好的视力必不可少。”打击还不止于此：“养伤期间，一点儿收入没有，还花去几万元医药费。现在伤养好了，也只能做些体力活，在工地装沙子、运水泥，打临时工。之前每月至少有4000元固定收入，现在最多也只有2000元。”
打工这些年，老刘什么亏没吃过？被拖欠工资、被解雇、被违反劳动合同，老刘已经“被”磨得没了脾气，这一次他也打算忍了。
一位老乡建议老刘向“工会服务热线”求助，老刘一试还真管用。电话拨通了，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公职律师褚军花听完老刘的遭遇后，说：“自己的权益，法律认可的就要维护，你的事儿我来接手。”褚军花一项一项地核实、计算：医药费、住院期间薪资、伤残补偿费等共计10万元。2011年11月，刘力明的案件开庭审理，褚军花作为他的代理律师出庭，最终法院支持了刘力明的赔偿请求。
这一次，在工会的帮助下，老刘终于维权成功。北京市总工会三级服务体系办公室主任周岐介绍，2011年北京市工会系统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达到85万，占工会登记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建筑业的外来务工人员38万，占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的近一半。“农民工投诉已成为工会受理业务的重中之重，2011年度工会服务热线“12351”运行情况报告显示，登记在案的求助者中农民工占54.5%，其中又以建筑行业讨薪、工伤纠纷最为集中。”
2012年春节前后，北京市总工会共为5003名农民工追讨欠薪3054万余元。公职律师董梅说，在工作中要“暖硬”结合：“暖”是让维权中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人文关怀；“硬”是不能因为同情让自己的判断有失偏颇。
北京市总工会三级服务体系以市总为“大动脉”，“支脉”延伸到17个区（县），“毛细血管”延伸到344条街道，形成一张覆盖全市范围的服务网络。在每一级服务平台上，都有一批与工人直接打交道的工会调解员和公职律师。对他们来说，求助最集中的“两节”期间是每年最忙碌的时候。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调解员曹志勇坦言：“这些年做调解工作，元旦和春节就没过踏实过，每天都绷紧了神经，心里压力很大，尤其遇到集体讨薪案件，处理不好可能引发冲突和矛盾，影响社会治安。”
2012年1月8日，105名农民工到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投诉，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当时距春节还有两个星期，没拿到钱的农民工都很焦急。曹志勇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和企业取得联系，让双方坐到一起当面化解矛盾。“由于双方对工资数额的认定差异较大，我们耐心地为农民工逐一进行讲解、计算，直到每个人都能接受调解意见，并得到公司的认可。”经过3天没日没夜地争取，最终为农民工追讨回411万元工资。
据统计，2012年“两节”期间，北京市各级工会共帮助5003名农民工追讨欠薪3054万余元，其中各级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农民工讨薪案件2541件，涉及金额1612万元，有力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公职律师们奋战“两节战役”，加班加点地工作，为的是给农民工一个安心年。每到“两节”忙季，董梅办公室的接待桌上就摆满了方便面、开水壶和地图。讨薪农民工提着大包小包来到调解中心，就等拿了钱回家。董梅知道农民工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很寒心，总是细心安顿，尽量让他们感觉到温暖。
“公职律师一定要有公益心。”董梅在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一手硬一手暖”：“暖”是对维权中的弱势群体要有爱心，让他们感受到人文关怀；“硬”是要保证调解过程的公正公开，不能因为同情让自己的判断有失偏颇。“以前做执业律师时往往是为企业说话，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但始终不变的是要以事实和法律为基础。公职律师要有爱心，但不能滥用爱心。”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褚军花在工会法律咨询与调解岗位上已埋头干了10年。她说，上大学时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律师。“对我来说，当初的梦想已经转化成每一天点滴的成就感。今天一早上班，接起电话，对方是一名“90后”农民工，咨询加班费相关规定，得到答案后，他说了一句‘谢谢你，姐’，这让我一天都感到开心明朗。”
真心付出换来诚意回报，曹志勇感触最深的就是农民的朴实。2010年底，他和同事帮助某企业上百名农民工讨要回拖欠的工资，并成功说服企业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100多名农民工来到调解中心，齐刷刷地鞠躬并对调解员们齐声喊道：“感谢你们！”至今，曹志勇回忆起那个场面，依然觉得感动和震撼。
公职律师们还充当着普法员和教导员的角色。“在与农民工的交流中，明显感觉到很多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保留证据维护权益，我会提醒每一个来工会求助的农民工，注意保管好平时工作中的文件，比如工资条、个人获得的荣誉奖状、有领导签字的请假条等，这些在维权时都能证明当事人和企业的劳动关系，即使没有劳动合同，当事人也能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褚军花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担当普法员。
在董梅办公室里，有一块单独开辟出来的调解区，坐在那里，她会一面提醒农民工在签订合同时尽量找正规企业，一面对企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董梅指指自己的工作牌，“公职律师，责任很重，要确保一碗水端平，也要争取让双方以后不再来到这里。”
冯辉是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愤怒来到工会求助的，短短几天，他已豁然开朗：“老有所养”对他来说似乎已不再是梦想，多年盘旋在他心头的“身份焦虑”开始破冰释融。
冯辉的老家在河北省固安县东湾乡柳斌屯村，20岁来到北京打工，一晃就是十几年。记者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心的投诉大厅偶遇他时，他正在跟褚军花核实与北京某公司劳动争议案的赔偿金额。4岁的儿子在一旁座位上自顾自开心地玩着。
在北京生活这些年，冯辉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份是模糊的：一方面，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和工作节奏，城市的繁华也有自己贡献的一份力；另一方面，他又从来没像城里职工一样享受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老了、病了怎么办，自己似乎是一个过客，城市里没有一块落脚地。
事实上，北京市早就出台相关政策，规定从2010年起不论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企业一律应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2010年之前未缴纳的养老保险，员工有权利要求企业进行一次性补偿。然而，用工企业不执行，政策也只是一纸空文。
冯辉和12名工友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到公司讨说法，却被公司豪无理由地开除。冯辉一怒之下决定起诉公司。去年，他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失业，投诉无门，还要养家糊口，冯辉积累了一肚子委屈。直到今年2月，冯辉在电视上看到褚军花替农民工维权的报道，来到工会。
有了褚律师的帮忙，冯辉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告诉记者，从公司辞职后，为了保证日常开销，白天送外卖，晚上做保安，妻子在超市打工，回家时间也不固定，儿子常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看。“我出门跑投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但从没跟他说过我在做什么。”冯辉不想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小男孩长得浓眉大眼，白白净净，还很好动，他从书包里拿出巧克力递过来：“这是我最爱吃的，阿姨给您吃。”
冯辉说，孩子跟着他在城里出生长大，见过世面，不怯生。“我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因为是农民工的儿子而跟城里孩子不同，他长大后肯定不会再回农村了，希望到那时候，他能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待遇，不再承受我这一辈受过的委屈。”
3月底，冯辉的案子开庭审理，目前他正在等待仲裁决议书。“虽然结果还没下来，但我心里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积怨和焦虑，有了工会的帮助，我感觉到城市在渐渐张开怀抱，接纳我们。”
农民工大都是中低收入人群，遇有大病，导致全家赤贫的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职工互助保险计划给不幸降临的家庭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杨玉梅就是受益者之一。
农民工杨玉梅是北京市盛芳园公司的养花女工，丈夫做绿化，老两口虽说收入不多，但每天与花花草草为伴，生活得开心而知足。2011年夏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杨玉梅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医生告诉她如不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突降的灾难打破了这个家庭平静的幸福。
杨玉梅前期的手术费需要10万元，对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老两口正在犯难之时，杨玉梅单位的工会主席老刘找上门来：“手术费不用愁了，工会给你们上的职工互助保险能报销4万5千块钱，加上基本医疗保险报一部分，家里再凑点儿就齐了。我已经向区工会申请了出险，钱很快就能报下来。”
胜芳园公司在几年前通过丰台区工会给单位职工加入了职工互助保险计划，其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险正好适用刘玉梅的病。钱凑齐了，刘玉梅顺利地接受了手术，她怎么也没想到，每月几块钱的保险在关键时刻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大帮助。
前不久，记者见到杨玉梅时，她手术的伤口已经恢复好，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与死神有过一次交锋的杨玉梅很惜福。“如果没有工会互助保险的雪中送炭，我的手术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要好好珍惜这第二次生命。”她指着花棚里一盆万年青盆景说，“生命力要像它一样顽强。”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险办公室主任雷瑛说，对大多数中低收入的职工来说，一旦有了突发事故和重大疾病，仅有的基本医疗制度就显得单一和不足了，昂贵的治疗费有时能拖垮一个家庭。“职工互助保险计划应运而生，它是职工抵御风险的第二道防线，相当于给保障再加一把锁。目前计划包括住院医疗和住院津贴互助、重大疾病（女工特殊疾病）互助和意外伤害互助，形成了完整的职工补充医疗互助保障体系。”
让雷瑛和同事们苦恼的是，职工互助计划目前的覆盖范围还非常有限。互助计划需要通过企业工会进行推广，然而很多中小企业都没有设立工会，即使有工会的企业，由于农民工自身保险意识不强，也没能加入互助保障计划。雷瑛呼吁更多的企业建立工会，加入职工互助保障计划，让更多农民工受益。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2011年秋天，郑九阳有个意外收获，他收到了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郑九阳来自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东农泉村，由于家里穷，高中毕业时他就知道上大学对自己是种奢望。“一个大小伙子，每月只有100块钱生活费，每天只能吃馒头咸菜，哪敢想上大学？”
毕业后，郑九阳带着遗憾到北京打工，在排水集团做起了污水处理工。“在工作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知识的重要性。但因为家里6口人的生计主要靠自己，经济一直不宽裕，没有闲钱读大学。”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市总工会资助100名农民工免费上大学”的消息时，兴奋了好几天。
为帮助农民工顺利考上大学，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在考前组织了连续7个周末的免费复习授课，郑九阳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最终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2012年2月，他和工友们于终于走进大学的课堂。
被问及上课的感受，郑九阳兴奋起来：“班里的学生都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他们上进心很强，知识水平和社交能力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们相互影响能促进彼此进步，说不定以后在事业上还能互相帮助呢。”作为班长，郑九阳主动为班里同学建立了QQ群，让大家课堂内外都有机会交流。
在职读大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工学矛盾。北京总工会职工大学的副院长梁秀梅说：“我们在开课前召集了班里学生所在企业的工会负责人，商议农民工班级的管理。学校和企业一起监督他们学习，课程安排可以灵活调整。这是学校第一次专门为农民工开办的学历教育，一切都要探索着来，最终目的是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历来十分重视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早在2006年，学校就开办了农民工夜校，讲授法律、安全、职业规范等课程。2010年起，学校陆续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100个农民工技能学习基地，并配备了数字电影放映机、液晶电视和DVD等先进学习器材，目前已有上万名农民工走进基地大课堂接受了培训。
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个群体的教育培训现状却不容乐观，这不仅限制了农民工的个人发展，还影响着职工整体素质的提升。
北京市总工会把农民工教育作为“首都素质教育工程”的重点项目来抓。2011年工会启动了“首都农民工大学生助推计划”，第一批招生的专业为建筑工程管理，去年共有201个农民工报名，最终录取了125人。梁院长说：“今后5年，工会将每年资助100名农民工上大学，希望通过这个计划能促进农民工的自我成长，以点带面地激发他们不断学习、增强自身实力的热情。”
这学期开学后，李羡平把自己的QQ签名改成“终于上大学了，这一天迟来了11年”。在草坪上留下读书声，在自习室静心伏案，重返校园的李羡平感觉棒极了。
李羡平在建筑公司做资料员，记者在工地上见到她时，她正准备吃午饭。她的办公室在工地一栋即将完工的楼房里，“你看，我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在工地随便找个地方办公，工地到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李羡平语气中有几分不满，她想结束这种漂泊的生活，完成自己的大学梦。
李羡平家住河北省冀州市小寨乡南尉迟村，11年前参加高考取得了500多分的成绩，能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因为家里穷，无力负担大学学费，她赌气来到北京打工，“我不相信命运不给我机会。”
工作以来，李羡平从没放弃过学习，资料员证、造价员证、预算员证，她一个一个地攻下来。“当时考预算员时，有很多本科和专科的同事一起考，结果就我自己通过了考试。”李羡平身上有种不服输的倔强。
“如果当年我上了大学，生活和现在应该完全不一样。”那个缺失的大学梦一直是李羡平心里的隐痛。2011年，她轻松通过考试。拿到了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通知书，“对我来说，这是个新的起点，拿到专科学历后，我还要继续考取本科。”
这个班里大都是像李羡平、郑九阳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现在正值事业发展的上升期，却苦于没有更好的机会。在采访中记者深刻地感受到，他们有着强烈的摆脱贫穷、改变命运的愿望。“我肯定不会再回农村了，将来有条件了，还要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李羡平说。
圆梦也好，改变命运也罢，考入大学的农民工是幸运的，工会的资助让他们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但获得这份幸运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对更多农民工而言，尤其想要扎根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提高自身素质确实十分重要。
采访结束了，记者时时被勤劳朴实、好学进取的农民工群体所打动，更为工会组织关爱、服务农民工的行动为所感动。正如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张宇晶说：“只要是工人，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民工，都是首都建设者，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都能享受到工会提供的法律援助、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如果说我们对农民工区别对待了，恰恰是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提供更周到的服务，比如资助农民工上大学、设立农民工教育培训基地、优先解决群体性农民工讨薪事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