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工伤，让刘力明的左眼几乎失明。打工这么多年，学会了隐忍、哑巴亏吃了不少的老刘，又一次选择忍气吞声。没曾想竟有人站出来替自己说话、讨要赔偿，在工会的帮助下成功维权。

    刘力明自小学得一手漂亮木工活，在老家四川省文兴县新贺村时，他是远近有名的木匠。来北京务工近20年，刘力明凭借精湛的手艺，挣钱在老家盖起了新房，供养一对儿女上大学，还给儿子办了体面的婚礼。眼看家里的大事儿都办完了，年过半百的老刘终于可以松口气，没想到飞来横祸。

    2008年10月29日，老刘在干活时不小心被迸飞的碎钉刺伤了眼睛，经过治疗，还是落下了七级伤残。从此，老刘的左眼看到的世界就是雾蒙蒙一片。这对从事木工这个工种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做木工活儿，需要精确测量，灵活的双手和好的视力必不可少。”打击还不止于此：“养伤期间，一点儿收入没有，还花去几万元医药费。现在伤养好了，也只能做些体力活，在工地装沙子、运水泥，打临时工。之前每月至少有4000元固定收入，现在最多也只有2000元。”

    打工这些年，老刘什么亏没吃过？被拖欠工资、被解雇、被违反劳动合同，老刘已经“被”磨得没了脾气，这一次他也打算忍了。

    一位老乡建议老刘向“工会服务热线”求助，老刘一试还真管用。电话拨通了，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公职律师褚军花听完老刘的遭遇后，说：“自己的权益，法律认可的就要维护，你的事儿我来接手。”褚军花一项一项地核实、计算：医药费、住院期间薪资、伤残补偿费等共计10万元。2011年11月，刘力明的案件开庭审理，褚军花作为他的代理律师出庭，最终法院支持了刘力明的赔偿请求。

    这一次，在工会的帮助下，老刘终于维权成功。北京市总工会三级服务体系办公室主任周岐介绍，2011年北京市工会系统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达到85万，占工会登记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建筑业的外来务工人员38万，占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的近一半。“农民工投诉已成为工会受理业务的重中之重，2011年度工会服务热线“12351”运行情况报告显示，登记在案的求助者中农民工占54.5%，其中又以建筑行业讨薪、工伤纠纷最为集中。”

    2012年春节前后，北京市总工会共为5003名农民工追讨欠薪3054万余元。公职律师董梅说，在工作中要“暖硬”结合：“暖”是让维权中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人文关怀；“硬”是不能因为同情让自己的判断有失偏颇。

    北京市总工会三级服务体系以市总为“大动脉”，“支脉”延伸到17个区（县），“毛细血管”延伸到344条街道，形成一张覆盖全市范围的服务网络。在每一级服务平台上，都有一批与工人直接打交道的工会调解员和公职律师。对他们来说，求助最集中的“两节”期间是每年最忙碌的时候。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调解员曹志勇坦言：“这些年做调解工作，元旦和春节就没过踏实过，每天都绷紧了神经，心里压力很大，尤其遇到集体讨薪案件，处理不好可能引发冲突和矛盾，影响社会治安。”

    2012年1月8日，105名农民工到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投诉，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当时距春节还有两个星期，没拿到钱的农民工都很焦急。曹志勇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和企业取得联系，让双方坐到一起当面化解矛盾。“由于双方对工资数额的认定差异较大，我们耐心地为农民工逐一进行讲解、计算，直到每个人都能接受调解意见，并得到公司的认可。”经过3天没日没夜地争取，最终为农民工追讨回411万元工资。

    据统计，2012年“两节”期间，北京市各级工会共帮助5003名农民工追讨欠薪3054万余元，其中各级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农民工讨薪案件2541件，涉及金额1612万元，有力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公职律师们奋战“两节战役”，加班加点地工作，为的是给农民工一个安心年。每到“两节”忙季，董梅办公室的接待桌上就摆满了方便面、开水壶和地图。讨薪农民工提着大包小包来到调解中心，就等拿了钱回家。董梅知道农民工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很寒心，总是细心安顿，尽量让他们感觉到温暖。

    “公职律师一定要有公益心。”董梅在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一手硬一手暖”：“暖”是对维权中的弱势群体要有爱心，让他们感受到人文关怀；“硬”是要保证调解过程的公正公开，不能因为同情让自己的判断有失偏颇。“以前做执业律师时往往是为企业说话，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但始终不变的是要以事实和法律为基础。公职律师要有爱心，但不能滥用爱心。”